孙继民

王俊华、贾丽英女士主编的《石家庄文化通史》即将出版，借此谈两点自己的感受和认识。

第一，《石家庄文化通史》的编撰反映了河北省学术界在地方史尤其是城市史研究领域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和更深层次的推进。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地方史研究获得长足进展，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河北古代历史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河北简史》和《河北近代史要》以及2000年出版的十卷本《河北通史》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阶段性成果。而作为地方史研究的一部分或者说与地方史研究并列的城市史研究，我省的发轫相较于全国也不算晚，1990年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邯郸简史》和1992年由测绘出版社的《邯郸近代城市史》，不仅属于河北省最早的城市史著作，即使在全国也堪称开风气之先的成果。

石家庄城市史的研究就综合性著作的编撰而言，它在全省既赶不上《邯郸简史》的下手之早，也落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邢台通史》（上下册）出版之后。但石家庄毕竟是省会所在，拥有近代以来正太铁路与京汉铁路的交汇机缘，即“火车拖来的城市”带来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聚集有一大批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文化机构林立带来的文化人才，凭借这一全省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优势，她在21世纪之初2001年至2013年的很短时间内，就形成了城市史著作出版的井喷式的爆发，连续推出了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编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的《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李惠民博士论文《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推出的《石家庄通史古代卷》 （梁勇主编）、2011年推出的《石家庄通史近代卷》（石玉新主编）、2013年推出的《石家庄通史当代卷》（肖力主编）等。短短几年间，石家庄城市史的编著，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涉及问题的深度以及篇幅规模，都跃居全省之首，显示了石家庄市作为省会城市在全省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地位。

诚然，冻冰三尺，非一日之寒。石家庄通史著作的编撰能够在进入21世纪后快速推进后来居上，与石家庄市住民对当地历史文化研究的广度和长期积累密切相关。在市情资料积累方面，石家庄当地的各类文化性质的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编撰了一系列基础性的资料或专题性的著作，如石家庄市总工会有《石家庄工人运动史》 （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石家庄市地名志办公室有《石家庄市地名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石家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有《石家庄市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有《石家庄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石家庄市档案馆有《石家庄市大事记（1947—1983）》（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石家庄市城乡建设局的《石家庄市市政建设史略》（1991年），石家庄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有《石家庄地区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有《中共石家庄党史人物（第三集）》（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石家庄市民政局有《石家庄市行政区划》（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河北省制图院有《石家庄市地图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石家庄市档案馆有《石家庄解放》 （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和《石家庄解放档案文献图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石家庄市政协组织编纂的《石家庄历史文化丛书》21世纪也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陆续出版。此外，石家庄市政协系统还编纂有系列的文史资料书籍，如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石家庄文史资料》第1—17辑，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的《石家庄市郊区文史资料》第1—3辑，桥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石家庄市桥西区文史资料》第1—6辑，新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石家庄市新华区文史资料》第1辑等。还有，与全国性全省性地方志编修同步，石家庄市也在《石家庄市志》之外推出了一系列诸如《石家庄市纺织工业志（1921—199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石家庄铁路分局志（1897—1990）》（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南车集团石家庄车辆厂志（1905—2004）》（2005年）、《井陉矿务局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石家庄市公路交通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等企业志部门志等。这些由各类文化机构编纂的基础性市情资料历史资料，无疑为石家庄城市史的编撰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在史料挖掘和资料积累方面，石家庄当地人士长期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热情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更值得称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石家庄市一直有一批潜心于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人士，如杨俊科、梁勇、张辰来、栗永、段文等就是其中佼佼者。他们在挖掘、研究、宣传石家庄历史文化方面，或潜心钻研，或摇旗呐喊，不遗余力，甘之如饴，推出了一批紧扣石家庄历史文化主题的研究论著和宣传成果，如杨俊科的《石家庄近代史编年》（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梁勇、杨俊科的《石家庄史志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石家庄地区公路运输史编纂委员会《石家庄地区公路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李耀峰的《石家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栗永的《留住城市的根》（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石家庄历史文化百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赵明信的《历史上的石家庄》（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王智的《石话实说：石家庄的100个故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书。这些论著由于发表或出版时间较早，也由于部分作者的单位性质或专业性质所限，其中有的学术规范未必严格，有的学术水平未必整齐，但都收入了不少他们平时留意的资料、探讨的疑难、研究的心得、解决的问题，也都为后来的石家庄城市史的编撰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基础性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具体问题研究的论文和其他文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验以至引为鉴戒的教训，汇合成了构筑石家庄城市史巨著的奠基原石。

以上对以往石家庄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发展过程的勾勒，固然是着眼于城市史系列著作形成渊源即“来龙”的追溯，但我们更需要在综合性城市史著作撰成之后对石家庄城市史研究今后发展趋势即“去脉”做进一步的展望。笔者认为，《石家庄文化通史》的出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这一趋势的大致方向。《石家庄文化通史》与《石家庄通史》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专门性通史，后者是综合性通史。综史的优势是领域宽广、包罗万象、内容丰富，专史的优势是领域专狭、问题集中、内容深入。专史与综史在初级阶段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专史是构成综史的基础，综史是融汇专史的集成，所以就时间顺序而言，应是先有专史后有综史。但是就综史与专史在高级阶段的逻辑关系而言，综史又是专史进一步深入的整体关照，专史则又是综史整体框架内专门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所以在高级阶段的时间顺序应是综史在先专史在后。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驻石家庄市各机构各人士对本市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形成的各种资料各种论著，可以视为构成石家庄城市综合性通史著作的前身和专史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家庄文化通史》则应视为石家庄城市专门性通史在更高阶段对综合性通史《石家庄通史》在文化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家庄文化通史》的编撰反映了河北省学术界在地方史尤其是城市史研究领域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和更深层次的推进，也预示了石家庄新一轮城市史其他专门领域迈向更高级阶段的新方向。

第二，《石家庄文化通史》的出版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市属高校使命回归的学术意义和研究选题更接地气的实践意义。

《石家庄文化通史》的撰写人是以石家庄学院的一批教师为主体，这无论对石家庄市还是对石家庄学院来说都是一个可喜的文化现象。与地方志编纂的空间限定“书不越境”不同，学术研究对象的划分原本并无强制性的空间限定，即所谓“研究无禁区”。不过，这并不妨碍各层级各系统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大致的领域划分，所谓“领域有分工”。作为省会城市，石家庄驻有不少高校和科研单位，但这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却由于层级和隶属关系的不同，在参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却有着不同的面向和重点。省社科院和省级文化单位以及河北师范大学等省属重点高校，面向的重点是省级层面的课题和问题，市社科院以及市级文化单位面向的重点是市级层面的课题和问题。这也是河北省历史类的论著多由省社科院承担，燕赵文化类论著多由河北师范大学等省属高校承担，石家庄市历史类论著多由市级单位或人士承担的缘故。按照一般理解，市属高校的石家庄学院，面向的重点应该包括当地的历史文化的研究，但实际情况却不然。我们从以上简述中可以发现，在既有的石家庄市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中很难见到石家庄学院作者的身影。一个本应重点面向本地的高校却在本地历史文化研究中长期缺位，这固然有很多原因，但绝非上策。“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石家庄学院老师这次主动承担起《石家庄文化通史》的主撰任务，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从游离其外到参与其中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石家庄住民和市属高校肩负文化使命的主体自觉，这尤其值得肯定与赞赏。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