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江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在过去一千年中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江南一直是海内外中国史研究最密集的地区8332311，20世纪国际学坛中关于中国史研究中的诸多重要见解，都是以江南研究为基础提出的8332312。中国经济史中许多有影响的理论模式都来自江南经济史研究，或者以江南经济史研究作为这些理论的主要经验研究基础。江南的情况往往被当作中国的“典型”或者“代表”，从中得出相关的理论模式。在此意义上来说，江南研究成为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虽然江南经济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又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学者们以不同的眼光，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新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不仅会推进江南经济史研究，而且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演变的“中国特色”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对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8332313他强调：“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科学发现从问题出发，科学的创新源自提出新的问题，而产生原创性理论的问题有着特定的环境，即所谓的“问题情境”8332314。简言之，科学研究就是从问题开始，而从问题开始，就是所谓“问题意识”。一个人的问题意识是受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所决定的。因为学者不能逃脱其所生活的时代，因此时代决定了学者们需要研究的问题。8332315没有人能够超越客观条件而提出与所处时代完全无关的问题。因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意识。

在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化时代，其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中国的崛起。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概念之父”的欧尼尔（Jim O'Neill）说：“中国是我们这个世代最伟大的传奇故事。”8332316考虑到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成长的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当然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即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所说：“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8332317在中国内部，江南又是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地区，因此江南的经济表现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8332318。

这个“奇迹”当然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它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和将会走向何处，是今天这个时代向全世界学者提出的新问题。为了寻求新答案，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之所以如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的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8332319造就今日“江南奇迹”的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者之一是过去留下的历史遗产。这种遗产在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之前已形成了坚实的基础，以后长期的战争、动乱乃至激进的“左”政策，虽然严重地破坏了这个基础，但是未能彻底摧毁它。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南才能一马当先，走在全国各地区之前。8332320特别是如果不深入了解19世纪中期以前的江南经济，那么，就会把江南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西方的作用，从而又落入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之上“冲击—回应”论的窠臼中了。

二

在探讨江南经济奇迹为何发生时，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上面所引马克思的话：“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种既得的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产物，就是社会财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国民财富）。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多次“经济奇迹”出现，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奇迹”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来的“最新最美的图画”。两百年前，德国文豪歌德写道：“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8332321因此，不了解前人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是无法真正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的。

从学理上来说，财富问题乃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心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因此可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从财富研究开始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讨论的“国民财富”只是供给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大致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国民收入”。至于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他还未涉及。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家继续对财富问题进行讨论，但主要集中于资本问题，特别是资本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即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为麦克洛斯基（Deirdre Nansen McCloskey）的《中产阶级的平等》（Bourgeois Equality：How Ideas，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Enriched the World）一书写的推荐语中所说：“大多数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再到皮凯蒂——都说1800年以来的大富裕（the Great Enrichment）来自资本。”对于什么是资本的问题，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解释，而皮凯蒂及其团队有意模糊了资本和财富在概念上的差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或财富，指的是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市场上交换所有权的所有非人力资本的资产。通俗地讲，包括了土地、房产、厂房、设备、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专利，等等。他把资本分为农地、住宅（包含住宅所附着土地的价值）以及其他资本三部分，这更清楚地表明资本和财富即为同一物。

这里，我们首先要把“财富”和“收入”两个概念做一说明。皮凯蒂说收入是流量，它与某段时间内（一般为一年）的生产和分配的产品数量相关；而资本是存量，它与某个时间点上所拥有的财富总额相关，是此前所有年份获得或积累的财富总量。换言之，收入是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通常是一年或者数年）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值，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表示。财富（或者资本）则是在这个时间以及之前经济活动的物化成果的总量，通常用资产负债表来表示。GDP反映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点上经济活动的增减变化，而资产负债表是以该经济体整体财富（及负债）存量为考察对象，反映某一时点上经济体的资产负债总规模及结构状况。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好坏和发生危机的概率，并非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上，而是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因此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对于经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8332322用通俗的话来说，GDP和资产负债表都类似一个家庭的账本，其中GDP是这个家庭记录其一年净收入的账本，而资产负债表则是这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及负债）的总账本。

财富的分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的导论中说道：“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又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为什么要从18世纪出发来了解今天呢？他指出：“在当今世界，资本的重要性与18世纪相比并未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资本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财富集中度依然很高，只是不再像100年之前那样极端。人口中最贫穷的一半依然一无所有，只不过现在有了所谓‘世袭中产阶层’，其财富占了社会财富总额的1/4—1/3。如今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了全部财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就无法真正认识今天的情况。8332323

因此，对历史上的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极为重要。由于江南在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倘若不能很好地认识江南，那么也就很难真正认识中国。只是这样的研究至今尚未见到，这不能不说是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本书正是中外学界第一部进行这样尝试的成果，因此其意义之重要，自不待多言。

三

关于财富的存量和分配问题，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法国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于1766年出版了其代表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就已经开始了对财富问题的研究。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是他为两位中国学生而写的。这两位中国学生在法国完成了学业，正要回国去。当时的法国学者大多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求解答，为此他写出这本书，以便他们能够很好地领悟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杜尔哥这本书是为中国写的，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的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问题却一直未有人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原因是做这样的研究需要一种合适的方法。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当然还很粗糙，难以适用于今天的研究。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Arrow）等人重新定义财富的概念，将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再生资本以及石油资本收益变动与碳排放损失作为财富构成，从而对财富做出新的解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基本上沿着阿罗当初的思路，提出并倡导“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的估算。晚近皮凯蒂团队进一步发展了对财富的研究，他们主要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进行财富估算，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体系本身已经十分成熟，而且在四式记账法下，资产与负债之间相互参照，可信度更高。而包容性财富估算以及其他的方法，则是对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的一个补充。

关于财富分配问题，学界已有长期的研究。但是如皮凯蒂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财富分配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过长时间发展，多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纯理论推测，而确定的事实依据支撑则相对有限。……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会充满试验性和不完美因素。没有人会要求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化为精密科学。但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搜集案例和样本，冷静地分析相关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机制，就可以宣传民主辩论，聚焦正确的问题。并且这样有助于重新定义辩论框架，廓清先入为主或欺骗性的观点，对所有观点都保持严格审视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是所有学者（包括社会学家）都应该扮演的角色。”对于历史上的财富分配研究来说，这一问题尤为显著。这是因为对于历史上的财富，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的信息（包括皮凯蒂说的案例和样本）来重构，而这些信息既不完全，又很分散，需要研究者下大功夫去搜集和鉴别真伪；同时，关于历史上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机制，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需要研究者冷静地分析，“进行民主辩论”，“聚焦正确的问题”。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社会净财富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居民和政府手中。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一个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以这样的视角对财富分配所作的研究，也能够进行更为客观的国际比较。

四

有人觉得财富问题似乎是经济学研究的独门领域，只有经济学家才有能力进行财富问题的研究。但是皮凯蒂指出：“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研究财富分配，需要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研究财富存量，也需要了解财富存量的历史动态。而要了解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阶级的结构，仅只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是不够的，而必须采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本书作者之一张晓晶教授是资深的经济学者，主要从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宏观金融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研究，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冶方金融创新奖”等诸多奖项。他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跟踪分析，特别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是引领这个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Leading Scholar）。他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李扬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团队，经十年之功，编制出2000—2019年时间跨度共计2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该数据目前已经成为分析研判中国国家能力、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的权威依据，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以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等顶级学术期刊论文所引用，并进入了国际知名的CEIC数据库，由此奠定了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本书的另一作者王庆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业，学术训练扎实，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史领域值得关注的新人。

关于财富存量，过去学界研究颇为有限。晚近在皮凯蒂等人的推动下，存量研究开始复苏。由于一个经济体的财富存量是长期造就出来的，为了更好地“盘点”这份“家产”，不少学者投入到世界各国的历史资产或历史财富的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皮凯蒂团队的数据进行了修正和发展。但在中国，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研究，这当然是令人深感遗憾的。

张晓晶教授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和一些只做当代经济研究的学者不同，他力求从历史的长时段来寻找今天中国经济的基因，因此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开展后不久，他就萌生了编制历史资产负债表（Historical Balance Sheet）的想法。他认为“资产负债表数据能否发挥其最大优势取决于时间序列的长短，只有使用更长时间跨度的数据，才有助于发现影响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构性力量，充分认识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因此，他把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研究，上推到了鸦片战争之前。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如前所述，如果不弄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状况，那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就只能归因于外力的“冲击”了。这种观点尽管已被许多学者所扬弃，但是仍然还有不少学者依然接受。因此张晓晶教授和王庆博士合著的这本书，对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各学科的学者，都是一个应当重视的成果。

本书的重要意义还不止于此。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不仅普遍编制了20世纪初期至今相对连续的年度国家资产负债表，而且部分研究已经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荷兰和瑞典等历史数据相对丰富国家的国民财富和资产负债情况推至18世纪甚至更早，并利用这些数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在中国研究中尚未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这当然是我国学术的一大弱点。为了正确地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真实地位，近二十年来国际学界展开了关于“大分流”的大辩论，成为世界各国不同学科学者交流的舞台、不同意见交锋的阵地。然而，在这个历时二十年的国际学术大辩论中，虽然财富问题也被屡屡提出，但是借助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对中国历史上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进行的新研究，却尚未见及。因此，本书不仅填补了我国学术的一个空白，而且对于国际学界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领域，从而有助于国际学术的发展。

由于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阙如，因此本书写作面临很大困难。本书两位作者采用了一种研究策略：第一，尽可能地利用学界已有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极为有限；第二，根据学界已有成果和资料可获得性，选取19世纪初江南的一个地区的经济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这个策略，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各时各地的经济表现有很大差异，有的差别甚至可以称为“天渊之别”。就时间而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往往长达两三百年。在这个时期中，经济总在起伏波动，出现“发展—繁荣—衰退—萧条”的周期变化。就地区而言，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大分流：中国、欧洲以及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就已明确指出：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上，从经济表现和发展水平来看，荷兰和江南（即长江三角洲）都是欧亚大陆上最先进的地区，而乌克兰和甘肃则是落后地区。荷兰和江南之间的相似性，比起荷兰和乌克兰或者江南和甘肃之间的相似性更多8332324。因此我们不能把江南、甘肃以及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表现，当作整个中国的经济表现。由此，正确的研究策略应当是：首先选择那些历史留下的经济信息最丰富的地区和时间点，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把这样的研究扩及其他地区和时期，等到这样的案例研究积累到相当程度时，才有可能进行全国性长时段的经济表现的研究，而不是相反，仅只依凭一些数量有限且其可靠性待核实的史料（例如一个或者几个朝代的人口、土地、赋税等官方数字）来进行全国性长时段的研究。根据这种研究策略，从研究的地域空间来看，江南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一直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保留了最为丰富的经济史文献。从研究的时间节点来看，19世纪初期是西方“冲击”到来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的最后时期，同时这个时期的史料也较之前任何时期都更为丰富，可以从中获得更多和更可靠的历史信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原生态”的中国传统经济的最佳时期。因此，倘若要挑选一个地区和时期来研究“原生态”的中国传统经济，19世纪初期的江南无疑就是首选。本书选择了这样的时空范围，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由于上述原因，江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也拥有特别的地位；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和深入，这也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

基于以上特点，本书两位作者在这项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贡献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估算出了传统中国的第一张社会财富表、第一个财富收入比，填补了中国历史财富研究的空白，为后续更大地域范围、更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范例。同时，由于中国相比于西方世界发展路径更为独特（相比同时期的西北欧国家国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因此中国长时段数据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当前国际历史财富变迁研究的成果，而且有可能对现有理论提出补充或挑战。

第二，从财富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江南社会的早期近代性，捕捉到了江南近代经济繁荣的历史基因。在今天，江南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增长极，其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占到四分之一。找到其历史基因，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延续性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解。

第三，对江南这个传统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社会财富的研究，使得我们可以“以小见大”，深入地观察传统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不仅存在于经济内部，而且也涉及经济之外，恰如斯蒂芬·金小说中的“穹顶”。尽管当时的江南已经做到了穹顶之下的最优，但只有冲破它，才可能真正获得从早期近代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这种“穹顶论”虽然尚显粗糙，但为理解“大分流”这个国际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学坛发出的声音。

第四，本书作者在进行本项研究时，广泛参考了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成果，仅只书中列出的参考文献就达到465种之多（其中英文文献144种），可谓搜罗殆尽。他们采纳了皮凯蒂等提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路径，作为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此同时，本书作者也指出了皮凯蒂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从而在自己的研究中取其优点和避免其缺点。此外，除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外，本书还从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科学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制度路径依赖等方面对财富存量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财富存量，而且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的财富存量变化所处的大环境，以及在这个大环境中中国传统经济的财富是如何增长的以及它能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通过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使得我们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前途有了更好的认识。

五

本书两位作者非常重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他们采用的诸多成果中，把拙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8332325作为本书研究的一个基础。在拙著中，我使用历史国民账户系统（The System of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的方法，对1823—1829年松江府华亭—娄县（大致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松江区）地区的GDP做了专门的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并未涉及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的问题。本书作者对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财富存量和财富分配进行的研究，把江南经济史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作为一生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学人，看到在自己钟爱的事业方面，有人做了我所做不到的贡献，我深感欣慰。学术要发展，就需要学者们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采纳其合理部分，指出其不妥之处，补上其缺憾。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

第一，补充了新的资料。对拙著的估计相对不足之处，比如华亭—娄县地区的金融市场、货币存量、公共部门中的军事设施、水利设施和祠庙等资产，他们都使用了一些新的资料和数据，包括较多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以及大量其他的物价和工资数据。

第二，增加了新的估算。在从流量数据向存量数据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超过原有历史GDP的估算需求，另一方面需要一定数量的新参数，以及对原有参数进行校准。因此，本书在数据估算方面也有一定的拓展。

第三，扩大了国际比较的范围。拙著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荷兰，而本书的比较对象则覆盖了大部分能够满足资料需求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瑞典和日本等。与此同时，在纵向上，考察了对象国较长时期内的财富变化情况。这一做法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相对位置。

第四，有了新的发现。如前所述，GDP和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家庭的两套账本，二者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本书研究的历史财富，属于存量范畴，因而相比拙作的流量研究，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华娄社会财富的规模与分布结构、财富收入比、金融市场的发育情况，等等。这些发现都是对现有研究较好的补充。

我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已逾四十年，可以说不仅见证了而且亲历了江南经济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历程。如今看到有年富力强的学者加入江南经济史研究的队伍，带来新的方法、新的理念，做出了新的成果，不仅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感到非常振奋。

在今天，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自我封闭倾向都很严重，但经济学在自我封闭方面可谓是“王中王”8332326。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经济学出身，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其中张晓晶教授是成名的经济学者，王庆博士则是前途无量的青年经济学者。但是他们并不囿于上述那种自我封闭的偏见，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历史学的领域，这也表现了他们广阔的胸怀和眼界。皮凯蒂说：“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社会学科的共同特点是知之甚少却把时间浪费在愚蠢的学科争吵之中。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和社会阶级的结构，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从基本的问题开始，并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眼里，本书（按：即《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由此而言，这本新著就是为学界提供的一个突破学科藩篱、实现学科交融研究的范例。

最后，热烈祝贺本书的刊出！

2022年2月于燕园

As the Jiangnan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been the most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developed reg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1,000 years, Jiangnan has always been the area that has been the most intensively studied area in Chinese history at home and abroad. Many important insigh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are all based on the Jiangnan study. Many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models i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come from the study of Jiangnan economic history, or take the study of Jiangnan economic history as the main empirical research basis of these theories. Many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models i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come from the study of Jiangnan economic history, or take the study of Jiangnan economic history as the main empirical research basis of these theories. The situation in Jiangnan is often regarded as a "typical" or "representative" one for China, from which relevant theoretical models can be drawn. In this sense, Jiangnan stud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window into China. Although there is a wealth of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iangnan, today's "Jiangnan economic miracle" raises new questions and requires scholars to conduct new research with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This new research will not only advance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Jiangnan, but it will also be important for our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onomic 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