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徐杰舜教授为例8383955

一 缘起

人类学自从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后，如何实现其中国化与本土化就一直是吴文藻、费孝通、李亦园、乔健等老一辈学者们所关注的，并一直延续到当下，成为了学者探讨的热点，具体聚焦在：人类学中国化有何意义？什么是人类学中国化？如何中国化？

人类学中国化的目的是：发挥中国人的创造力和保持自己自尊、自信的独立性8383956；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添加中国经验，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出适合全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理论8383957。人类学中国化的衡量标准有：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通过这种研究得出的理论和方法，能科学地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并能检验、修改、补充人类学理论方法，丰富国际人类学知识体系8383958；培养出能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的学科人才8383959。实现人类学中国化的路径有：加强与国际学术交流，注意国外学者思考和研究角度与中国学者的差异8383960；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8383961；贴近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场域摆脱泛文化的认识论支配并提出替代性的解释模式，在传统文化中去挖掘理性的力量8383962；加强田野调查，从田野调查和研究中不断总结、归纳8383963；通过对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方法、市场体系理论、民间宗教等范式的反思，结合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应用性，提出新的视角8383964。

在上述探讨中，无论学者们的视角与描述有何差异，但都汇聚到共性的表述：中国学者要研究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解决“食洋不化”，并将中国经验提供给世界参考。因为中国民族的类型众多，族际互动历史悠久，加之中国现在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交织进行的格局，面临着非常纷繁复杂的问题，这是人类学的机遇也是挑战。而对于如何实施人类学中国化，学者们给出了差异对比、挖掘经典与传承田野等路径建议，但是如何能快速且准确找到符合中国思维与认同的“中国经验”，推动“本土化创新”还不太明朗。纵观国内外的学科发展以及“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古训，学术合作是此种路径。学术合作已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8383965，它可以对现有研究的知识谱系进行验证、推演、话语共建；可以进行跨学科联合，实现知识分享与重组，发现新的知识或理论；可以降低研究风险，可以加快研究速度。这对人类学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中国的人类学者中，进行学术合作比较广泛的一位代表就是徐杰舜教授。

徐杰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术研究，至今已有50余年，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30余本，研究领域为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他是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以及10余家学会秘书长、理事等，有着扎实的学术历程，丰富的人生阅历。更为关键的是：其一，在众多学者研究各个少数民族时，他另辟蹊径，挑起汉民族研究这一熟悉却又陌生的重任，30余年持续不断地“深挖一口井”，出版了《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汉民族发展史》《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汉族风俗史》（1—5卷）、《中国汉族通史》《中国汉族》等。他对汉族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同时他的研究也使得在民族划分中人数最多的汉族有了自己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汉民族的研究历程就是自我在多学科知识中不断跨越与合作的结晶。其二，当学者们都在呼喊着人类学中国化时，他开始了从纸上到实践的研究历程：开研修班、办学术会、出专刊、带学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共同体的实际联系和沟通，并在其中广泛开展了与学者们的学术合作。

二 徐杰舜学术研究现状

关于对徐杰舜的学术研究，目前共有43篇8383966，研究形式分为两类：其一是对其出版专著的学术探讨：如李立纲8383967、钱宗范8383968、王雄杰8383969、赵旭东8383970、杨圣敏8383971、刘冰清8383972等集中探讨了他的汉族研究成果；严昌洪8383973、郭岚8383974等探讨了他的民族研究成果；杨青青8383975、郑向春8383976分别探讨了武义、福村的现代化转型；刘珩8383977、龙晔生、李陶红8383978探讨了他的乡村人类学知识和对人类学者做的口述史。其二是对其进行的学术访谈：如孟凡夏8383979、海力波8383980、计亚男8383981等对其做的学术思想访谈。

现有研究重点考察了徐杰舜的学术思想，其学术脉络是以汉民族研究为核心，然后沿着“多元一体”的学术指导，再关注其他少数民族，最后进入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思考中；此外关于新农村建设也是研究焦点，出版了一系列对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思考。可见徐杰舜的研究是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并根据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做动态追踪研究；他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这深受其师岑家梧先生的思想影响。

现有对徐杰舜的研究多是以单体式聚焦，以单体书本为载体关注他的学术思想和发展，遮蔽了他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学术合作。关注徐杰舜的学术合作网络，可以发现以其为节点带动的学术共同体的互动，从而探究他们对人类学中国化的推演与研究规律。

三 学术合作与人类学的中国化

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数据库，“作者”栏中输入“徐杰舜”，截至2014年12月，共有493篇文章发表，除去报纸上的，保留期刊与会议共有479篇，合作共219篇。

1.学术合作概况

图1 徐杰舜学术合作数与发文数年份统计图8383982

徐杰舜教授是一位高产学者，从数据库可查的1982年开始至2014年，在33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松懈对学术的追求，每年都有论文公开发表。同时他也是一位开放的、善于学术合作的学者。最早的1982年的文章就是与人合作的，并且在1982年、1983年、1993年、1996年的合作数量占该年发文总量的100%，2010年也有93.3%的比例。从年代上看，徐杰舜的学术合作程度是越往后比例越高，21世纪的头10年，合作数比例高达52.5%，每两篇文章既有1篇为合作作品。仔细分析其学术合作的方式，有三种类型：论文、访谈、会议。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几乎以论文合作的方式为主，90年代末至今，访谈、会议的合作数量逐渐上升，形成三大类型并存的合作格局。

2.学术合作类型与人类学的中国化

论文合作是常见的学术合作类型，徐杰舜的论文合作主要集中在汉民族研究、民族政策、民族风俗、学术思想评价等领域。其学术成就中比较瞩目的是对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填补了族群研究中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族的研究通史、专史的空白，还对汉族的形成有了全新的、客观的探讨。其汉族研究成果《汉民族发展史》《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汉族风俗史》所代表的三阶段被誉为“三跳”8383983，而后两跳则不是徐杰舜单独完成的，是由陈华文、徐华龙、周耀明、柏桂喜、韦东超、彭清深、鲁刚、高有鹏、陈顺宣等共同完成。在学术建构方面，不仅突破了已有的民族理论，还对汉族风俗做了全程性的文献田野和实地田野考察，取得丰富的一手资料。2008年4月，徐杰舜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办“汉民族研究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的主题讲演，受到广泛好评，开启了汉族研究的国际对话。

访谈是以对话的方式进行学术探讨，较为自由、灵活、深入，不拘泥于论文的格式限制，较易形成学术灵感；并且多口语，易于理解和推广。其在1999年发表的第一篇访谈就8383984，正式将学术合作作为主题进行探讨，并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辟专栏连续刊登，以此聚焦和传播。公开发表的访谈一共有87篇，随着访谈数量的增多，最后专门集辑出版了《人类学世纪坦言》与《人类学世纪真言》两本著作，共访问了56位学者，涉及民族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生物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分子人类学、城市人类学等10余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关联老、中、青三代学术梯队，访谈时最大的学者70余岁，最小的20余岁。徐杰舜的访谈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被誉为“中国人类学者的族谱”，谈到访谈意义时，李亦园先生评价到“一、记录了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转折过程与经历。二、显示了学者们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与努力。三、说明了中国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建构的情况。四、展示出人类学本土化与中国化的努力。五、阐述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六、显示了中国人类学在不同地区发展的趋向。七、凸显了中国人类学者与国际人类学交流的状况。八、展现了中国人类学学者对全体人类未来的关怀。”8383985在这些学术访谈中，徐杰舜以访谈对象的学术史为切入点，探究其学术史形成路径，并将个体的学术史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关联，发现了其中人类学中国化与国情的耦合关系；还将个体的学术史置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由此关照出人类学中国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更好地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历程。水滴石穿，再加之每位学者的倾囊相授，才使得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整体样态，也才让访谈具有了知识共同体的学术意义。

学术会议更是聚焦大规模学者举行专题探讨与合作的方式，而选题往往集中在中国事象，其本土化功效更强。其中，以徐杰舜为核心之一的“人类学高级论坛”肩负着这一使命，以期将人类学中国化的推进实施在更高层次、更广阔空间和更深远影响，在2001年3月1日共22个学术机构8383986联合发出了《关于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倡议书》。

“人类学高级论坛”以徐杰舜、周大鸣、彭兆荣、徐新建为核心团队，负责主题与举办地选择。这一民间学术团体自从举办之初，就一直以旺盛的生命力从未间断地持续生存下来，这与中国目前对人类学的紧迫需要密切相关。该论坛在推进人类学中国化的功效有三：第一，重视西部。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历来就处于学术“边缘”地位，而在从2002至2014年一共13次会议中，有10次在西部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举办，其中贵州有2次，大力推进了人类学在中国西部扎根的进程：西部地区在研究范式上实现人类学转型与深化，使人类学学科群及专业课程的科学配置、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都有了思想的指导。为族群资源丰富的地区提供了适宜的分析理念和方法，从而为西部找到“多元一体”、和谐共存、共谋发展之路。第二，聚焦地方性。主题的设定与关联举办地的特质高度契合，以举办地的地方性知识作为探讨对象设计展开互动话题，既呈现了不同的地方文化，又对举办地贡献了学术指导。如江西的族群迁徙现象，内蒙古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对话，宁夏的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第三，搭建对话桥梁。关注传统与现代，关注本土与海外，对文化的时空流变以代内和代际对话的方式进行探索，以期打通族群内部与族际之间的理解和认同。每一次的论坛结束后其学术成果通过三个渠道进行传播：主题论文、会议综述在期刊发表；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学者文库著作出版，让论坛的思想尽可能多维度传播。

3.学术合作社会网络与人类学的中国化

社会网络是学术合作客观研究的一种方法，它通过对学术合作中呈现的共现作者的互动关系为基础，探讨学术合作在知识共同体所聚焦的领域而带来的知识创新特征。

在479篇所有文献中，合作共219篇，共涉及116位作者。

从合作的地理空间来看，与广西、北京、四川、台湾学者合作较多，体现了学者合作的就近性、引领性特征。就近性，研究团队易于形成与交流，加之由于文化圈的影响，就近合作是空间特征的明显表现，因此每个圈层都与本地合作。引领性，在话题表述、理论追踪与方法更新的前沿上，北京、上海此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自然也占领了学术引领的制高点，因此与此地学者的合作能碰撞出新的想法和技术。此外，在全球化加剧的时代，与海外进行学术对话，成为更好塑造本土特色的认知起点。

徐杰舜的学术合作社会网络除了具有空间特征，话语特征在三个圈层也有明显差异。从其合作研究的聚焦内容看：第一，关注的内容丰富，合作者来源分布广泛、跨学科类型众多，常探讨边疆认同、原生态真伪、游牧文明、海外民族志、四重证据、饮食仪礼、中国话语等，合作者中还有被誉为文学人类学的“三驾马车”：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因此比较注重从人类学的视角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力量，擅长激发传统学科新的生命力，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第二，关注田野方法、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汉族族群（如客家等）、瑶族等，比较集中在民族视角下的探讨，属于族群人类学。第三，关注内容非常集中，关注生物基因，以分子结构演变研究族群遗传特征，从而确定族群起源与传播，在中国属于比较罕见的分子人类学，且合作者集中于上海的金力与李辉。三个圈层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人类学的关怀主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可见已经搭建起了比较完整的人类学体系，并且已经开始了中国研究特色，在与世界对话中已经占领了一席之地。

四 结语

以徐杰舜为代表的学术合作形式从论文到访谈再到论坛；合作规模从个体到共同体；合作学科从单个领域到跨学科联合；合作意义从思想碰撞到学科建设再到区域问题指导。可以看出期间学术合作对于人类学中国化有着重要价值：第一，开启学术跨界：可以从更多学科角度发现新问题、采用新方法，更多维度揭示事象规律；第二，重振学术凝聚：打破了孤立的中国学术机构和团体，实现知识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第三，学术指导用于实践：学术不仅“顶天”，还更加“立地”。在学术成果转化中脚踏实地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从而在研究中国对象中发现中国理论、中国方法，形成中国经验。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黄忠彩强调人类学在中国如果要想探索到中国经验，要想成为一级学科需要更多更好的学术合作8383987。“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未来走向是中国人类学者将走向联合，应用人类学将得到发展，人类学知识的普及和人类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将使现代人类学受到一次洗礼而更具有国际性。”8383988当然，目前的学术合作还较多地依赖于学者个体的兴趣推动、人脉铺设和经费积累，期冀着更多平台搭建、更多学者参与、更多学科对话、更多议题进入与更多成果出现，人类学的中国化即可开启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