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物非存在的尺度”，人和自然的关系就附上了阴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势侵袭下，生态问题日趋严峻，成为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性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尖锐性问题。生态危机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视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系列行为，重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对于生态文明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发轫于对数百年来工业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早在20世纪60年代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问题之后，西方学者就带着深切的生态关怀研究日趋严重的环境恶化、资源稀缺等生态问题。相关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的著作《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等。这些研究对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反思，为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文明的序幕被正式拉开。得益于环境科学、生态学与其他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研究的兴起，生态文明理论的相关研究发展迅速，并形成了一股流派众多、观点芜杂的生态文明理论思潮。在这股思潮中，蕴藏着“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两大生态文明观的尖锐对立，并由此创造出生态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形态。虽然三者在生态问题的价值观取向上、关于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治理路径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和争论，但他们对于生态文明的时代性、对解决生态问题的渴望却是相同的。这表明西方理论界正在尝试转变以往工业文明的传统思维，并在积极探索一种新的生态型的发展途径。相关理论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相对于西方的研究而言，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探索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内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学者们开始反思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生态文明问题由此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1987年，生态学家叶谦吉率先提出应该“大力建设生态文明”。之后，学者刘思华出版了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在内的多部著作，把生态文明纳入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存的现代文明的范畴之内，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一条中国式的生态文明研究路线由此展开。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已经就生态文明的内涵及特征、价值与作用、基本依据、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包括刘宗超的《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刘湘溶的《生态文明论》、刘大椿的《环境问题——从中日比较与合作的观点看》、廖福霖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王雨辰的《生态地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郇庆治的《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等。这些研究为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做了大量的探索，推动了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进步。

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生态文明研究的发展。但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缺乏全球性视野，其相关成果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而获得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很少，中国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生态问题更是没有涉及过。与此同时，中国生态文明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突破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霸权话语，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将中国生态文明实践高度抽象化、理论化，是今后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中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生态文明研究需要探寻适合中国本土状况和发展特质的环境伦理形式，需要凝练、总结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深化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宏观解读和科学认识。

生态文明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发展的生态回归，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和探索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学理支持已经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共识。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就生态文明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大拓宽了生态文明的研究视域。但从发展的维度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变迁和发展的研究相对薄弱。事实上，目前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正处于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由人类主宰自然转变为人类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中华文明关于人、社会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新主张和新特点，能够让世界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在创建工业文明的同时为人类转向生态文明所做的贡献。这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本学术背景。

生态文明的兴起是时代的呼声，是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更是人类重修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努力。秉承“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生态伦理观念，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将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重要命题，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尝试把生态化与现代化、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国家进步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生态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在中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日渐成熟、完善，开创了以充分发挥生态优势促进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新思路，以现代化发展新模式化解生态危机的新方法。这一方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传统模式，拓宽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前进的新途径，促进了现代化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处于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世界正在迈入生态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进入了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面对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无力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然而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文明建设并行的特殊时空顺序使中国正面临着众多其他国家不曾经历过的现实难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演化历程被浓缩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付出的自然代价是惨重的。面对这样的环境压力和生存困境，如何定位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关系、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体现人类发展的生态价值诉求等，都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通过分析中国当代生态文明观的形成和发展来探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新命题、新需求，进而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问题。关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能够把人类文明发展的共性和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个性紧密结合起来，运用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去阐释生态问题，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能够推动党和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精准施策。

王英伟

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