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是人类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在我看来，它的本质要义就是为了表达人类的思想并借以各种载体或媒介进行传播。

思想是人类文明中最具原创性、最核心、最精粹的部分。从历史发展看，人类最早的符号表达到以各种介质为载体的文字表达是人类交往得以沟通和实现的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出版的早期形态。一般而言，以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为标志，人类文明的表达真正进入出版的阶段。纵观历史，思想的表达以及传播一直是出版的最基本含义。因此，也可以说，学术出版是出版最基本的形态。

历史发展到今天，互联网技术使自媒体发布成为现实，出版的内涵与外延已大大拓展。但是，当今学术出版是须经国家认可审批，具有体制性和公共性，同时兼具纸质和网络出版形态的行为，与自媒体所谓的出版发布还是不一样的。

学术出版既然是以思想的表达与传播为要义与宗旨，简单说，它是一项与思想主体（作者）打交道的活动。所以，学术出版主体对思想的关注、思考、研究是做好学术出版工作的前提和必要的基本要求。因此，学术出版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善于策划，善于学术组织。第二，要善于创制一系列相互配合、衔接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学术出版完成自己的目标——出版优秀的思想作品。第三，不仅如此，还要探索形成一套适合学术思想产品传播的营销体制与机制。第四，任何思想产品除了公共性之外，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必须保证思想产品具有正确、有益的价值导向。在我国，就是要有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国家安全、人民幸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因此，学术出版主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编辑出版人员，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必须讲政治，坚守政治纪律。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提出了当今学术出版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传文明薪火，发时代先声，以及做优秀思想的耕耘者、集聚者和传播者，这些也成为作为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基本追求。

这本书反映的是十余年来我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起走过的日子和共同成长、实践学术出版本质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看起来有些枯燥，但故事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真实的，作为主人公的我，感情也是真切的。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反映了我初到出版社工作时面对一系列严峻问题（主要是品牌地位、影响力和学术质量的下滑）的焦虑，以及之后为改变这样的现状、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特别是反映了对如何办好学术出版社和学术出版规律问题的探索思考。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努力从未停止，这些思考探索从未停止；可以看到，这些努力与奋斗越来越多地付诸实施，转变成出版社的发展成果；可以看到，对如何办好学术出版社，对学术出版本质的把握，对学术出版发展规律的探索，如何从比较零星的思想火花逐渐形成较为系统、有严密逻辑的“思想—行动结构”。

2007年7月31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我从工作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岗位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担任总编辑职务。虽然升职了，但从被誉为“中国学术第一刊”的《中国社会科学》调到正面临企业化改制的出版社工作，心中多少有点儿“落差”。从“万事不求人”到需要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求生存发展，着实需要一段时间和心理上的适应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一家专业学术出版机构，这家出版社从一开始就出版了中国社科院及全国高校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的著作，在学术界、出版界有较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出版社也逐渐从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管理直至变成企业。我初到时，出版社正处在从事业单位彻底转化为企业的前夜。为应对这样的变化，求生存求发展，尽管当时出版社的领导和职工做了很多努力，但在发展思路、战略和具体管理以及图书学术质量上面临着许多亟须解决和推进的问题，也正因此，人们对社科出版社的传统印象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如何办好社科出版社，学术出版之路应如何走，这是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关键是要统一思想。首先是要明确在面临企业转制的情况下，社科出版社的出版定位，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即办什么样的出版社。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就要回答如何办的问题，这就要明确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扫清实现目标和实施战略的一切障碍，这就必须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包括学术出版社必须要有专业化的编辑体制、专业化的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保障体系，以及更重要的体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考核机制和薪酬体系。还有其他多元化、新业态部门的建立及考核，乃至营销宣传的创新，等等。一切都在思考与酝酿中，目标有了，思路有了，方案有了，正准备大干一场、大显身手的我，却被一场大病击倒了。

幸运的是，在领导、朋友、家人的帮助与关心下，我较好地得到康复，并继续受到院党组的信任，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出版社在我的主持下，大家勠力同心，坚持正确定位，发展目标明确，发展思路清晰，发展战略科学，出版社一年比一年好，“两个效益”协调发展，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

办好一家出版社不容易，办好一家无党政类图书、无教材教辅的学术出版社更为不易。如何在确保坚持正确出版方向的前提下，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实则需要做出一系列的思索、策划，资源要素的争取与整合、竞争，制度创新构建激励机制等诸多努力。

这些年，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勤奋工作。我谙熟并不断思考研究出版社存在的问题，翻阅每一本新出的样书。脑子总不停地思考如何改进出版社的弱项和短板，策划和组织新的选题与项目……

机遇总是给予有准备和勤奋的人。幸运的是，近些年来，中央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越来越深刻，对文化的建设发展也是越来越重视，先后推出了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系列改革和发展举措，如对文化建设包括出版业，给予一些扶植政策，比如企业所得税减免，加大主题出版项目、数字出版项目、“走出去”项目的资助，等等。在机遇与优势面前，每家出版社都是平等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机遇与优势转化为自身的成果与进步。这就需要考量你的体制机制是否匹配这些机遇，你的项目策划能力，等等。

十余年开拓奋进，十余年孜孜不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紧贴大国崛起的时代脉搏，陆续推出了《理解中国》丛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出《中国制度研究》丛书揭示中国奇迹背后的成功密码，推出“中社智库”品牌为新型智库建设添砖加瓦，推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六个坚持”的办社思路，大力推进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数字化、大众化发展的“五化”战略，构建起既体现我社传统与优势，又与时俱进的专业化学术出版新格局，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出版社与个人和谐共赢的良好局面，让学术出版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迈向新的发展境界。

最后，要申明一下，出版此书并不是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事实上是否出这样的书，我也是犹豫再三的，说实话，促使我决定出版的现实动因，是我的有关学术研究与出版研究项目得到了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的资助。我想，我自2007年7月底以来在出版社工作的这十余年恰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生重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时期，也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从发轫到深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重要时段，一家出版社的变革与发展，特别是一家学术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也是这个时期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成效的一个缩影。因此，把我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故事写出来，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码对于研究这段历史背景下出版业的变化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成效，无疑提供了一个“微观的、具有发生学意义”的样本。出于这样的考虑，就不揣浅陋，着手梳理、挑选这十余年来我所做的策划，在多种场合所做的讲话、发言，并结集出版。为便于阅读，这些讲话、文章以年代为主线，在每一年中又基本按照选题与产品策划、学术出版管理、重点图书的发布讲话、学术思考研究与政治方向把关、媒体视角等类别排列。这些类别的文章之间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即围绕探索学术出版规律、办好社科出版社这一主题。

当然，从内心上讲，我也很想回望一下这些年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梳理一下这十余年来自己对出版的思考与探索。作为一介凡夫，难免敝帚自珍，把自己在出版社这十余年的经历看得很重要。确实，工作即人的时间和空间的展开，即人生的历程。这十余年对出版社来说是重大变革与发展的十余年，于我而言是取得重要成就与进步的十余年，也是我人生中异常艰难的十余年，是我从人生困顿中奋起、勇往直前的十余年，也是出版社和我的人生凯歌行进、快乐的十余年。

近十余年来，自己尽心尽力地做了一些事情，在同事们一起努力下取得了一些成绩，业界同人和组织上给予了我多项荣誉。对此，一方面对同志们和组织上所给予的肯定深为感恩，同时也深感惭愧，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应尽之责，不少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比我做得好的同人大有人在，需要我学习和完善提高的地方还很多。

我将十分感谢能阅读这本书的读者，从而进行可能的心灵交流。因为在书中凝结着我曾经的焦虑，我的不懈思考与探索，我的奋起与努力，凝结着我的辛勤汗水与心血。这十余年既是艰辛的，同时也是快乐和富有收获的。我十分感谢、感恩对我身体康复、事业进步给予帮助、激励和支持的每一位医生、领导、师友、同事与家人，是你们给予我前行的勇气与力量，是你们使我在生活和工作重压下仍能葆有一颗尚且阳光的心灵。

于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2021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