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部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源自美国好莱坞，其创作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埃德温·S.鲍特导演的《火车大劫案》。至20世纪20年代，西部片的创作已十分兴盛，发展成为一种有较大影响的类型电影。从30年代至40年代，西部片在艺术上逐步趋于成熟，相继出现了《关山飞渡》（1939）、《黄牛惨案》（1942）等一批经典作品。这些影片不仅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而且也受到了评论界的赞赏与好评。例如，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就曾写过多篇评论美国西部片的文章，既探讨总结了西部片的美学特性和发展演变的历史，也对一些经典影片作了热情评介。他曾说：“西部片是大抵与电影同时问世的唯一一种类型影片，而且近半个世纪以来经久不衰，充满活力。尽管自30年代以来西部片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瑕瑜互见。至少应当对其在商业上始终成功这一点感到惊异，这毕竟是它繁荣发展的标志。”并指出：“西部片是一种神话与一种表现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他还认为：“《关山飞渡》（1939）是达到了经典性的、风格臻至成熟的、相当完美的代表作。约翰·福特把西部片中的社会传奇、历史再现、心理真实和传统的场面调度格局糅合在一起，做到了完美和均衡。这些基本构成元素安排得当，毫无畸轻畸重的弊病。《关山飞渡》犹如一个造工优美的圆轮，转到任何位置上轴向运动都是均匀平稳的。”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233、242页。显然，他对以《关山飞渡》为代表的西部片的高度评价，也扩大了西部片的影响；而这些经典西部片的问世则奠定了西部片在美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50年代以后，西部片的创作也迎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被誉称为西部心理片的《正午》（1952）等一些打破了西部片风格化和神话式创作传统的成功之作。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其他类型片的迅速发展及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西部片的创作虽然有所萎缩，但仍然有《原野奇侠》（1953）、《搜索者》（1956）等一些佳作问世。80年代以后，西部片再次崛起，在变革创新中有了新的发展，相继出现了西部史诗片《与狼共舞》（1990）、对西部神话进行反思的《未被饶恕》（1992）和美学风格新颖独特的《老无所依》（2007）等一批优秀作品。美国西部片旺盛的美学生命力也使之对其他国家类型电影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意大利等国家的一些导演也相继拍摄了不少类型相似的西部片，如《西部往事》（1969）等，由此则进一步扩大了这一类型片的影响。中国西部片的创作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4年3月6日，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召开的年度创作会议上，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首次倡导“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鼓励西影厂努力拍摄出“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并认为“中国也可以拍自己的西部片”。钟惦棐：《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载《电影新时代》1984年第5期。此后，他又相继在多篇文章和答记者问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创作拍摄中国西部片的一些见解和看法，从而使其倡导的观点更加明确而清晰。20多年来，钟惦棐的这一倡导不仅促使电影创作界相继拍摄了不少特色鲜明的中国西部片，逐步建构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创作流派；而且也促使电影评论界加强了对中国西部片创作的关注和探讨，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就创作而言，自1984年以来，中国西部片的创作就长盛不衰。在此期间虽然也有高潮和低潮，但各类西部片的创作拍摄却从未中断过，在各个历史阶段先后出现了不少颇具特色和影响的影片。无论是80年代的《人生》（1984）、《黄土地》（1984）、《默默的小理河》（1984）、《猎场札撒》（1985）、《野山》（1985）、《盗马贼》（1986）、《老井》（1987）、《红高粱》（1987）、《黄河谣》（1989）等影片，还是90年代的《双旗镇刀客》（1990）、《陕北大嫂》（1991）、《秋菊打官司》（1992）、《黄沙·青草·红太阳》（1994）、《孔繁森》（1995）、《一棵树》（1996）、《一个都不能少》（1999）等影片，抑或是新世纪以来的《押解的故事》（2000）、《我的格桑梅朵》（2001）、《美丽的大脚》（2002）、《天地英雄》（2003）、《可可西里》（2004）、《静静的嘛呢石》（2009）、《西风烈》（2009）等影片，均各具艺术特色，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上述影片通过不同的题材样式，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表现了中国西部的历史与现状，展现了西部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描绘了西部人的生存状态和理想追求，揭示了西部文化的特点、内涵和蕴藏的生命力，并在电影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与探索，从而使中国西部片成为中国电影创作中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最为鲜明的新类型和新品种。就理论批评而言，自8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评论家和学者把中国西部片的创作发展作为评论与研究的对象，相继发表了一批评论文章，也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既较好地总结探讨了中国西部片创作的经验教训，也较有效地推动了其创作的繁荣兴旺。但是，与中国西部片创作不断的发展变化相比，电影理论界对它的关注和研究尚嫌薄弱。特别是全面、系统地对中国西部片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还不多。在这种情况下，王军君以中国西部片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其意义和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王军君是西藏民族学院的副教授，由于他在中国西部生活和工作了很长时间，因而对西部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十分熟悉，既有许多感性的生活体验，也有一定的理论思考。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着重关注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西部文学）；在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以研究中国当代电影（特别是西部电影）为主。而西部文学的创作发展和西部电影的创作发展又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他从硕士到博士，就把西部文学的研究和西部电影的研究打通了。因此，无论是从生活体验和工作经历来看，还是从研究领域和学术积累来看，王军君撰写《中国西部电影反思：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这样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既具备了很好的条件，也已有较扎实的基础。作为目前国内首篇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西部电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西部电影反思：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的特点和价值是很明显的。从总体上来看，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从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西部电影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回顾、总结与反思。不仅在论述中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而且能从新的视角对西部电影创作与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具体而言，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者对中国西部电影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辨析，不仅对中国西部片与美国西部片的联系与区别及中国西部电影的表征与内涵作了具体论析，而且对中国西部电影的理论建构过程及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进行了梳理与评介。其次，作者较清晰地勾勒了中国西部电影创作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代群更替的过程。他把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具体总结概括了每个历史阶段西部片创作的成绩、特点和问题。同时，还对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在西部片创作拍摄方面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另外，作者能结合各个历史阶段创作拍摄的影片，对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特色和美学风格作了较详细的评述；其中特别是把剧本创作与改编列为专章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探讨分析，由此不仅凸现了西部电影与西部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也体现了作者对剧本创作与改编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对传统中国西部电影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论析之基础上，还对新西部电影如何进行传承与创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从而为当下新西部电影的创作拍摄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在王军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审和答辩时，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篇扎实而有创见的学位论文，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既有宏观的历史考察，也有微观的文本分析，还有一定的理论阐述；其观点鲜明，材料翔实，论证充分且具有一定的学理性。当然，专家们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论文尚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为此，在论文正式出版之际，王军君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补充，力求使之更加完善。王军君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其研究的课题仍然与西部电影有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拓展了研究领域。如今，他仍然回到西藏民族学院任教，并担任了该院新闻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同时，他还通过申请获得了一项国家社科项目。由于他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成绩显著，故被评为西藏自治区优秀教师。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他确立人生目标后不断地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我相信，在他的学术发展道路上，这部专著的出版只是一个新起点，他一定会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对此，我期待着。周斌2012年7月18日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