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现代性的幻象》，现在修订后改名为《后现代的现代性》，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名字更切合主题。本书出版至今有11个年头了，如果按我写的再版自序的时间，也有13个年头了。这些论题在今天看来并未过时，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十多年前是一个比较生疏甚至深奥的论题，即使经过数年铺陈论说，也未见得多少人真正明了。直至最近七八年，学界对“现代性”的论述才算是理解透彻，能准确把握这个概念的含义。虽然“现代性”前些年有滥用之嫌，但也不得不忍受这个术语的超量增殖。因为，它已经成为当今人文学科，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和文化研究的基础性概念，我曾不无玩笑地比喻说，“现代性”就像电脑处理文档的windows系统，如果要进入当代学术领地，或者说要有当代学术视野，就必须用这个概念术语工作，否则很难理解基本的理论逻辑。也因为此，拙著经过略加修订，还有勇气拿出来出版。

所谓“修订”，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有些章节做了调整更换，有些段落、句子和语词做了修改，以求更适合当下的语境。

之所以用《后现代的现代性》这个书名，实则是为了强调本书处理的主题就是用后现代的视角来讨论现代性问题。本书初版时有考虑过这个书名，但后来又忌惮于“后现代”在当时的境遇，就用了《现代性的幻象》这个书名。现在看来，更切合的书名应该是如今修订再版的书名。当然，也是因为人们现在对“后现代”业已麻木，或者已经司空见惯。因此，我也就放胆用上这个书名。实际上，“现代性”这个论题的提出就是“后现代”的论题，只有在后现代的视野中，“现代性”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学生总是要我给“现代性”下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我就明确地告诉他们：无限进步的合目的时间观念——这就是现代性。从进步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看待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这就是现代性的意识。当然，有人会追问，这个“进步观念”的定义，揭示的是主观的时间意识还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毫无疑问，我还是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当然是人类社会的实践，人类的生产劳动，导致社会不断变化，甚至生产效率的提高，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类形成了进步和发展的观念，并且反过来推动了进步发展的社会实践。进步和发展作为一种抽象表述，在其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则要表现出种种激烈、激进甚至剧烈残酷的实践行动和事件。在现代性漫长的演进中，正是在“进步”的理念下，一切剧烈的行径和事件都可以找到合法化和合理化的解释。比如说，为了实现“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帝国主义可以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为了大多数人的“解放”“幸福”和利益，可以对少数人残酷镇压。比如说，“剥削阶级”“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等，都被一套进步理念编织进“腐朽”“没落”“丑恶”的范畴，都属于可以打倒和消灭的对象。在这里，另一套进步的概念建立新的政治、法和道德以及审美的表述体系。

“后现代”视域就不把现代性的进步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当与合法。后现代质疑的并不仅在于：为了进步付出那么多甚至惨烈的代价是否值得？然而，问题如果仅限于是否合算，那么这可计算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企图。后现代从价值的立场出发来提问，这是最低限度的平等观念：不能为某个目的，任意取消和消灭另一个事物——通常是一个生命。不能为了某个被诉诸为更高级的目的，就剥夺掉那些被表述为“落后”的权利。不能以多数人名义对少数人行使压迫和剥夺，总之不能恃强凌弱，不能以多压少，不能以“进步”碾压“落后”……在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反思性也是后现代的批判视野，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有着明确的立场。并非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后现代的批判与指责所指认的那样：后现代乃是无可无不可的机会主义。这是对后现代最大的误解。

后现代最初进入中国文学和艺术领域的讨论始于对先锋派小说和美术运动的讨论，显然有着鲜明的艺术上的激进和反叛的特征。其反叛性体现在对过分僵化的成规旧序做出悖反——它并不采取现代主义式的直接对抗，而是远离和超越，用罗兰·巴尔特的话来说，就是“胜过”。“胜过父法，胜过所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现代派”的讨论深陷于可识别的和已然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现代派”无法从论辩的语境中脱身出来，其政治上和美学上的“非法性”有口难辩。这就为“后现代”的论说提供了逃逸的路径。后现代之超越“现代派”，正在于其更为玄奥和激进的可能性，它暂时不具有可识别的“污染”的特征。作为一个难以被人们普遍理解的“他者”，它一度被料定只是一时的闯入者，它既不接地气，又虚头巴脑，无碍大局，充其量只是一个谈资。“后现代”在学界也引发了一阵讨论，主要限于少部分人群，其驳论大多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后现代”就以新理论的知识体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也以新批评的话语方式进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后现代”在中国的普及和常识化，不在于理论论争的深入，而在于中国社会现实迅速的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经验，以及电子科技和互联网的蓬勃兴起。这使“后现代”经验已经日常化和普遍化，理论上的“后现代”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怪诞化的他者，而是与日常经验息息相通的学理化视野。当然，问题也依然发生于此，理论上的后现代，以及原本在中国初起时的先锋派的后现代，与大众媒体娱乐文化显现的后现代性，以及消费文化兴起的后现代现象，如何连接在一起加以阐释，这倒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

确实，不管在西方的视野里还是在中国的语境中，理论上和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显现出来的后现代性并非完全一回事。前者是一种理论化的阐释和实验性的激进艺术行为——说它激进，有时可能是极其保守，因其怀古和原始性，乃至极简主义，古典的素朴也未尝不可以是后现代主义——总之，在学理上可以不归入典型的现代主义的都可以归到后现代主义的论说里。至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里显现的后现代性，那是一种平面化、消费性、娱乐化的、感官的、暂时性的、碎片化、游戏性的……，所有这些，都表征了非历史化的、非中心化、非整体性的生活现实特征，其内里未尝没有与古典主义的规范性、严肃性，与现代主义的深度性和精神性相悖反的特征。这种悖反性经常被看成前卫性，它与后现代的理论论说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此，随着大众文化和网络的兴起，后现代理论批评突然间变得通俗易懂，年轻一代更是无师自通，虽然偶有不准确的，但一切似乎都已经心领神会。

本书对现代性的反思聚焦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那些症结性的、从而也是坚韧的社会意识和美学体验。恰恰是那些无意识地触及的历史记忆，审美的表现方式，态度和情怀，都怀有对现代性的深深的眷恋。这是现代性的“怀乡病”，也是眷恋现代性的“怀乡病”，现代性是其挥之不去的窠臼——它很难从这里走向后现代，它还是在历史化的整体把握中，在道德意识的期许中，在对审美惯例的回归中，它既显出了博大和力量，也受限于既定的建制体例。现代性的反思并非是单向度的批判，而是更多的揭示和呈现，更多的关切和同情。因为我的理解不得不让步于——主体总是深陷于历史给定的情境。

这本书汇集了我一个时期的思考，转眼过去十多年，这十多年对于我来说显得无比重要，这并非所谓走向成熟老道的自许，也无“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感悟，——实则只是从中青年时期不得不面向老之将至。岁月苍茫，世事如烟，唯有自己留下的文字，为生命作证。然而，如哲人所说，不过是痕迹的痕迹；诗人却更清醒：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是以为序。

2019年3月6日

于北大镜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