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604699显然，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论断至今仍然适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乡村社会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对其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判尤为重要，而这些议题也始终是中国社会人类学者的重要关切之所在，无法真正避开。在追求对此类问题做出理解和回应的努力中，学者们或投身于岁月长河中，摸索着浸润于其中的乡村发展的理路，或扎根于现实的田野之中，拾起一束又一束象征着乡村生活各自样态的麦穗，总之在这探索之路中，有心者必然是各有所获的。

然而，在曾经的那种单一现代化的普世模式的引导之下，许多学者一度被“贫困”、“欠发达”以及“发展”之类的宏大话语所裹挟，他们笔下所描绘出的是那些日渐衰落的乡村，抒发出的则是对这种衰落境况的惋惜，抑或是对于利用外力去彻底改造乡村的热切期盼。事实上，此类话语体系无形之中也在将村落固化成了某种形式的标本，或者潜在地将其作为开展实验或试验的场域。然而，乡村自身始终是一种活态的存在，乡村发展会更为有赖于其内生性的动力。而这主要是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就时间的维度而言，我曾经提出过中国乡村之变的三部曲，即从乡土中国转变到乡土重建，再到当下的乡村振兴，这一路的转变实际上都是从一种自身内生性的变革的节奏上去发力的。换言之，若能从一种变化的维度上去看待世界，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自然而然属于是一幅轨道不断转换的文化适应性的图景。8604700而对于乡村变迁的一种内生性动力的这一点而言，可清楚地见于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前有关于乡土中国、乡村重建的那些精辟的阐述中，并且也更有待于在当下的中国乡村振兴发展实践中去加以一种特别的发掘、积累和提升。而在空间的维度上而言，乡村从来不会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的空间范围正在越来越多地跟村落外面包括城市在内的世界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我们必然是要以一种开放性以及包容性的眼光去展开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要真正能够跨越出乡村本身而去理解乡村，并最终回到乡村自身的维度上去理解中国乡村的存在。8604701

基于以上的这些背景的思考，对于中国城乡关系及其转型的问题便成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选题方向，它在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透过它，我们可以去用一种历史性的、开放性的以及转型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乃至于世界意义上的乡村发展。为此，我曾于2014年召集过由我所主持的“公正读书小组”去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专题性的研讨，这些研讨的成果后来转化为《城乡中国》一书，并于2018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博士生张文潇一直协助我完成了全书各个部分书稿的组织、协调与汇总的工作。也恰是在这期间，文潇自己也开始关注到了她的家乡正在尝试着要以“农村电商全覆盖”的方式去搭建起城乡之间新的流通体系的实践，她有兴趣于这种新的变化，并打算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去考察这种基于新技术、新理念以及新实践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城乡流通体系对乡村社会自身而言的那种适用性和推广性的可能性。我也极为赞同这个选题，因为在日益增加的各种形式的网络民族志的研究中8604702，农村电商的出现恰是一股正在形塑着中国城乡关系且有待研究者去予以关注和书写的新的力量存在。

记得在2016年的暑期，我曾带领着研究生们到文潇的田野点古木县8604703去考察，通过深入访谈而得知，当地以板栗为主的农产品流通业务最近那几年屡屡受阻，销售不畅。甚至在20世纪的90年代，还发生过作为当地流通中心的小豆庄供销社因板栗业务的失败而使得多个当地供销社和数百位栗农蒙受了近500万元损失并最终导致破产的重大纠纷事件。对于这样的背景和事件而言，它将在乡村社会之中引起怎样的变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在这过程中的参与和反应又是怎样的？这些显然都是我极为有兴趣要去了解的。而且凡是那些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而言，对于此类的地方性事件给予乡村自身生活带来的震动也必定是深有体会的。此外，如何从学理的角度来对这些乡村社会的变化作出一种理解，也同样是我所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还记得在同年的10月中旬，我带领着“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学者再次到古木县考察，并参访了位于县城的淘乐电商公司，为其所设定的并非切合实际的乡村电商业务目标而感到担忧，当然也对这类的基于网络的新现象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为此而提示文潇不妨就以此为线索，从时间发展的维度上去追溯当地板栗流通的体系，尤其是多元主体的存在，包括供销社、个体栗贩以及电商公司的变化与发展；另外还可以从空间意义上去探讨由流通体系本身所构建起来的一种新型城乡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去运用一种人类学的线索追溯法来把人与物都共同放置到某个自然或者人造环境的大背景之中去，循着它们不断移动的轨迹所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来去实现一种在一个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整体宏观的理解。8604704

基于其深入、细致而又长时段的田野工作，围绕着板栗这个地方性特产的线索中心，文潇回溯了该地区栽植板栗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板栗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等事项对于当地日常生活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在农产品生产的领域中，农民对栗树的态度几经转变。从他们的“争树”“弃树”以及“守树”的种种行动当中，可以窥见到乡土社会自身存在的那种左右摇摆的钟摆式发展逻辑，从这一角度去看，栗树种植和经营作为当地的生计基础也将会持续地作为未来农民生活的保障。这方面，文潇的研究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坚实可信的画面。

而除了栗树种植和生产的这一领域之外，还必然有农产品流通的这个媒介性的领域。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从计划经济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度曾作为农村地区唯一性的商品流通渠道的基层供销社系统在面临着重重挑战，成千上万的乡村供销社也经历了从盛极一时而到日渐式微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与此同时，市场因素的介入，城乡市场运行中的多元主体开始参与到了板栗流通的领域当中来，原有的“集体/个人—公家”之间的交易逐渐转变为“个人—个人”之间的直接性交易，由此所隐含的风险也层出不穷，信用成本不断增加。而为了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平衡城乡市场关系，借助于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的出现，部分区域自上而下地开始去推行“农村电商全覆盖”的做法，尝试着利用电商这一新的平台来去帮助农民销售自己的农产品，而隐藏在这背后的则是“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那种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供”与“销”形式的取代与转型。

从文潇的研究看来，农村电商必然会成为促进城乡流通体系转型与良性发展的新媒介，但小豆庄所在县域的实践则表明，由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这一来一往的互惠结构所构建起来的电商与农户之间的市场关系可能会再次出现一种分层，结果就是电商处于了上位，而农民则处于了下位，进而导致了一种城乡流通体系的不平衡。为此，她特别提出了超越于那种城乡分离的固有观念，循着这二者各自的运行逻辑去寻找到相互性的契合点，使城乡在得与失之间相互能够实现一种有机的团结，由此一种社会性关系的平衡和良性发展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事实上，文潇正是以小豆庄基层供销社出口业务失败那个案件为核心线索，研究了这一案件使得板栗在流通过程中所遭遇的那些阻碍与纠纷解决的过程，同时还包括隐藏在其背后的更为深层次的乡村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总体而言，她研究了一个城乡商贸流通系统在北方乡村中的兴与衰的转换过程。或许，统购统销是一个时代，开放搞活的市场经济又是一个时代，而网络电商则又是另外一个时代。这些不同时代在她对这个名字叫小豆庄供销社发展史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记中得到了一种直接的展现。这方面，对于社会与文化而言，或许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但唯有人们对于自身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则是始终不渝、不曾改变过的，如果没有这一点来去作为人们行动的驱动力，那对人的世界而言，改变或者没有改变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

供销社的发展本身显然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它直接勾连起了城乡之间的裂痕，给乡村里的人以生存的机会和富裕生活构建的可能，并同时也提供给城市里的人以消费品上的丰富多样。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在城乡之间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有了一种平衡性的建立，互惠共赢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为根本，一旦这种平衡转换成为了失衡，那二者间的顺畅性的关系就会受到一种威胁。很多时候，这种互惠性的关系总是会随着一边倒的城市压倒乡村的城市化进程而不再可能得以持续或再生产，由此带来的乡村凋敝也必然是要发生的。在这方面，我还是相信，总会有一天，城里生活的人会再回过头来去怀念有供销社从乡村直接提供新鲜多样的山货和土特产的日子，也会相信，乡村里的人必然会去怀念自己为能够搜集到这些地方性的土特产来换取自己家庭生活改善的那份艰辛、快乐和幸福。尽管对既有的那种供销合作社的景色而言，一切似乎都变得是烟消云散了，但在这方面人们的记忆定会永存，不时的对于过去的回忆就是对社会可能走上一种歧路发展的最为强有力的警醒，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显然是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而存在的。而在这方面，文潇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于乡村供销合作发展的前世今生的一部完整的生命史，里面的细节都可谓是极为鲜活且有温度的，由此而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印刻不同时代变迁的清晰画卷。

文潇博士毕业后，工作之余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写作基础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续改和完善，使其变得更为扎实耐读。最近欣闻此书要付梓出版，故有撰写此序的机缘，借此一是可以向更多的读者去介绍她的这份精彩的研究，另外也希望她能够在人类学研究的探索和发现之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越走越有境界和品味。行笔至此，不揣冒昧，凑成如下数句，示与文潇，以嘉其学，并乐观其成：

2022年5月23日夜于京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