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正因为校长对学生充分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永续发展的重要性，自现代中小学出现以来，校长就一直受到世人的关注。然而，真正系统地研究校长，真正把校长作为一种专业、一个特殊人群、一项高深学问来研究，还是最近五十多年的事。

1970年，亨克利等人出版了《小学校长学》8616531，掀起了一波研究中小学校长的热潮。涌现出嘉科布逊等人的《校长学：新观念》和美国中学校长协会的三卷本《高中校长》8616532等具有影响力的论著，使校长研究成为一般公共管理学和教育行政管理学的一个独特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的兴起，欧美学界与政府对校长任职资格、专业标准、绩效问责的研究再掀浪潮，一时间校长研究精彩纷呈、校长学著作汗牛充栋，美英还先后推出了《州际协议：学校领导者标准》（美国，1996）和《校长专业标准》（英国，1998）。人们希望通过研究校长，来培养造就更多优秀的学校校长。当然，在研究中，也有一些欧美学者鼓吹校长来源多元化，希望聘用企业管理者来出任校长，或者用企业管理的办法来管理学校，提升管理效率。

进入新千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似乎受到了挑战，人们开始从关注标准控制与校长管理绩效，转向注重校长自身的“领导”与“治理”才能，转向倡导校长的“道德引领”；人们还开始对校长的个人素养提升、对授权赋能校长和提升自我效能寄予更大的期望。

在校长研究的每个发展阶段，我们还可以发现各国研究者丰富多彩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技术。其中，既有从校长个体出发的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1984年由沃洛特出版的《校长办公室里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8616533，发现校长个体的行为、思索与影响的“秘密”，堪称经典、影响深远；也有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校长研究成果，多德与科勒的《十年研究：幼儿园至八年级学校的校长》8616534，以大量数据描画校长群体的日常生活、时间分配、任务工作、工作对象，以引起社会和政府对这一特殊专业群体的关注与支持。近十年来，国际组织也介入了对各国校长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跨国调查倾听校长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需要，从而为各国政府提供“最佳案例”、“成功政策”和决策咨询。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显然当推2008年以来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发举办的“教师教育国际调查” （TALIS）和世界银行（WB）研发的“改进教育成效的系统研究”（SABER），这两项研究都专门设置了校长问卷调查，获得了可资国际比较的数据资料。更多的论著仍然基于前人文献、通过归纳与推演，建构校长研究学问的系统结构，或者倡导新概念新理论、推介分享成功经验，甚至警醒校长或者世人某些重要但被忽视的问题与方法8616535；当然还有众多以咨询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校长专业标准、道德行为规范以及相关的政策解读和实施建议，并希望以专业标准和相关政策使校长通过专业研修发展达至社会期望的水平，也使校长们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得以改善。

各国校长研究的论著成果、理念标准和研究范式与方法技术，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研究资源，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校长作为一种重要的专门职业所需要的资质与训练，校长作为一个专业群体所需具备的才能与德行，校长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生活和专业经历、面对的挑战、任务与工作。不止于此，各国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作为研究者和校长发展辅助者，我们应该且可以如何研究校长，为校长们选择和提供什么理念、知识与技术，为校长这支不可或缺的专业队伍的成长、为更多教育家校长的涌现提供什么政策建议。

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正是我们政府、学界和社会日益关注校长队伍建设、授权赋能、提高地位的最佳时期。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尊重人才、评选特级教师的倡议，1985年党和国家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提出了“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改革。进入新千年以后，温家宝总理多次号召要“教育家办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地指出，校长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基于中小学校长的专业特性、办学规律和社会期盼，教育部于2013年印发了《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上海和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校长职级制”和“正高级校长”评定工作。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校长研究、政策标准和专业发展逐渐赶上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同时我们也日益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2013年和2018年的“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结果表明，上海初中校长在在职进修参与比例、学习时间、培训多样性等许多方面都远高于国际平均值，在工作时间安排上也呈现出上海校长的关注教育教学、关注学生发展的专业特色。

宁波博士的这本专著充分反映了其团队对国内关于中小学校长研究发展脉络和研究重点的认识理解，在此基础上，宁波团队又开展了对国内多个地区中小学校长的实际工作和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在对国内校长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中，宁波博士尝试运用了CiteSpace等多种现代文献计量工具和分析技术，使其研究发现比较坚实和更为明晰。在对校长研究生活状况的研究中，宁波博士更多地受到了 TALIS和 SABER 的影响和启发，力图在这两项研究的框架、技术和成果基础上，形成其自身的数据采集框架、问卷设计内容结构，将大型国际教育测评的方法延展到国内不同地区的校长调查比较之中。宁波博士的专著可以说是一次尝试与创新，即在文献计量分析和国际大型调查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方法技术上的二次创新，以实证之术调查中国中小学校长的工作与生存状况。宁波博士的研究涉及校长的能力结构、学校治理、制度设计、家庭背景、时间分配和职业幸福等六个方面。

从这六大方面可以发现，宁波团队的另一大创新在于：他们不仅关注校长校内的专业行为、能力和工作状态，而且努力将校长视为一个社会人，努力发现家庭和社会生活等校外因素对校长自我效能、工作业绩和专业发展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这样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见。然而，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校长的自我效能和幸福感影响校长的工作成效，而校长的自我效能和幸福感不仅仅来自他们的学校、工作与成就，而且与他们的家庭背景、社会生活、外部压力息息相关。笔者希望各位读者在阅读了宁波的研究后，能够关注校长们的家庭与社会生活，让他们每一天都能够心情愉快、轻装高效阵地投入学校工作。

有人说，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分为几种指向：发现描述性研究，即揭示复杂事物的本来面目并通过文本呈现出来；评鉴分析性研究，即对现象事实作出价值判断与分析解释；处方配置性研究，即对发现的问题迹象作出前瞻预见、提供决策咨询、解决问题方案。实证性、大数据、问卷调查的校长研究大多属于“描述性研究”，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巨大进步，远远超越了仅凭个人感受经验的“估摸”。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了解认识了校长及其生存状况、发展经历之后，研究者还需要从现象中发现问题与规律，或者对现象作出鞭辟入里的解构解释；但即便达到这一层面，研究者也可以继续向前，即去寻找、创造和配置符合规律、满足需要、解决问题、实施有效的决策建议与资源环境，从而让广大师生、社会和国家拥有更为宏大的优秀校长队伍，也让广大校长能胸怀理想、神宁气爽、智慧专业地接受挑战、开展工作。这是宁波博士和我们所有关心和研究校长的人们都应该矢志不移为之努力的。

是为序。

张民选

2021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