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职业是教师，曾在家乡的大学当过四年的英语老师。不过说起这“四年”的“教学”生涯颇让人伤感，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象久久不能消失，这种怀旧或许意味着“老之将至”？不知不觉地又说起了“多余的话”。我高中毕业时赶上大学在“文革”期间恢复招生，在“工农兵”上大学时也给应届高中毕业生网开一面，允许极少数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但原则上只能读外语、体育和艺术这三类专业。当时非常渴望读书的我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机会，只是因为我们家乡那时唯一的师范专科有人退学，才使我终于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从而也让我有了一辈子当老师的心理准备。但大学刚毕业，我们被作为“修教（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产物而直接送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这种经历没有任何“土洋结合”的雅趣，学习外语与农业生产在当时乃毫无关联。本来，大学毕业等待我们的应该是走向讲堂，我们那时不敢想“留洋”，却丝毫也没有“留农”的思想准备。一年的劳动教育结束，我获得留校任教的殊荣，但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几乎在宣布我留校的同时，校方又通知我立即再下农村，但这次不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作为农村工作队的成员去“管理”贫下中农！虽然“角色”转变了，而去农村劳动的事实并没有改变。没想到这一去又是两年多，“讲课”的梦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下农村的初期，我曾想着看看书、备备课，但农民太辛苦了，与农民同吃同住能体会到其艰辛，故不忍心、也不可能静下来读书，其结果自然是前后长达约三年半没有读书、没有教书的“教师”经历。1977年底回到学校，作为对我三年农村工作的回报，我被送到省会的大学进修三个月，然后终于回到了教室，在1978年的春季真正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而且起点很高，是给77级的学生即“文革”后恢复高考招生的第一届大学生上课。不甘心落后的我一方面积极备课讲课，另一方面又报考了1978年开始招生的硕士研究生，报的是中国学术界首次推出的宗教学专业。然而，由于当时社会上对宗教的误解也影响到我们的校园，人们对报考宗教学也没有好的印象。申请报考不久，学校就通知我去原来农村工作所在的县城当代课老师，停掉了我在大学的课程。这样，我在考上研究生之前的约半年时光中，既教过大学、也教过中学，这是我真正在讲堂的教学生涯，也初次体会到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乐趣。不过，那时的讲堂太小，中学的课堂不到十个学生，大学的教室也是三十来人的一个班。但这毕竟是给我教师身份正名的历史，是我首次体验到讲坛和讲演的意义及乐趣。所以，今天说到“讲演”，自然就回忆起自己三十多年前初为人师的这段很短却令人难忘的经历。在读研和留学的十多年时间中，我不再与教学和讲演有缘，充满自己生活的不是学习就是研究，基本上为单行独立的孤思苦想，虽然在思想、眼界上并不孤立，也决不敢自我封闭，但毕竟缺少了与众多听众的交流，缺少相互的碰撞和启迪。这种现象直到我回国后才有所改变，但不再是以教师身份系统地登台讲课，而是偶尔、不时地被人邀请去做讲演。这种方式显然不能跟职业教师相比，但面对几十、甚至上百的听众，也让人感到兴奋和激动，至少能找回原初当教师的一些感觉。由于自己专攻宗教学，所以讲演的主题也基本上“三句话不离本行”，大多为宗教问题及其研究。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在我出国前和回国后这段时间中发生了重要变化，其转变的趋势是从回避到正视，从敏感到常态，从批判到研究，从无视到理解。当然，我在与听众的双向互动中也发现仍存有不少问题，对宗教的认知并没有完全“脱敏”。我们的交流自然也就有争论、有辩解、有商榷。通过这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我获得了将这些讲演稿整理出版的勇气。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在国内的讲演稿得以整理，后作为专章在我的学术著作中出版发表。虽然在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曾多处碰壁、遭拒，却也得到不少好心人的支持、举荐。书稿在外面绕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没想到这本书面世后受到欢迎，由1992年初版的《世界宗教与宗教学》又扩大再版为1999年的《宗教理解》，最近又被翻译为越南文在国外出版发行。这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和勇气，认识到讲稿本身的学术价值和交流意义。由此，我深深感到，讲演会使研究者不再孤立、也驱赶了孤独，面对听众及其对宗教问题的兴趣，自己会受到感染、得到鼓励。通过各种讲演活动，我扩大了自己的学术舞台，也结交了各界的许多朋友。一般而言，我在进行学术讲演活动中，主要接触的是学界、政界和教界的朋友。大家立场各异、观点不同，虽有共识，却分歧仍存。因此，讲演更多为对话，是了解、接触不同观点及见解的极好机会。每次演说前，我都会表明自己的学者立场，坦率说明自己是以学界的身份来谈论宗教，是一种探究性、学术性的构思，因而不为定论，可以商榷。在我看来，学术的眼界会更加开阔，也会因为少了一些框架和限制而更为开明。在宗教研究中，人们立场、见解上的分歧，问题本身的敏感、复杂，使我更觉得自己这种客观、探索、开明、开放性的视角有其必要，值得坚持。当然，对于学者的局限，我们也应有自知之明。正是抱着这种“自知不足”的态度，自己感到在讲演中反而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也增加了更大的讨论空间。感谢这些讲演的机会，使我这位教龄虽长却课时不足的老师又重新找回了教师的感觉，又有了接触同学、广交朋友的喜悦。这里收集的八篇讲稿，是我从进入21世纪以来在相关高校、社团、党政机关和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中选出来的。其中部分曾以文章的方式发表，在讲演中同样会引入一些我在自己著作或文章中曾论及这类问题的相关篇章和段落，有些不同讲稿之中因为讲课中的内在关联也可能会出现个别内容重复的现象，特请读者理解和原谅。由于讲演之需，其中多少也参考、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和著述，可能限于本书体裁没有在此一一列出，也请相关学者谅解、海涵，特此表示敬意和感谢。就自己的理解来说，此讲演集总体上仍为一种较新的推出，并尽量注意到其中各部分的衔接和沟通。由于仍然处于研究、探讨的过程之中，演讲稿自然也涵括有自己一些尚不成熟的思绪，如讲演中的一些观点，真实地反映出我对相关问题的最新思考和探索，其中即有与听众的双向交流、互动，受到听众尤其是不少提问者的启发和提醒。在这里将这些观点反映出来，旨在描述思索、探究的过程和经历，展示出思之动态，故此仅供商讨、商榷之用而不为定论。其实，这种摸索的道路仍然很长，仍需我们鼓足勇气、不断努力。卓新平 201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