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龙

在新文学经历了百年历程之后，系统考察中国现代诗歌的传播接受，是为了从新诗传播的历史语境与读者接受的视角，深入阐释中国诗歌现代缘起与变革，重现新诗经典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图景，总结新诗变革的规律特征与经验教训，为当下诗歌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提供参照。

一 科学思潮传播与“五四”新诗变革的历史语境

清末民初现代科学思潮的传播与大众启蒙是中国新诗滥觞的重要语境，白话新诗运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诗歌的历史是古代中国文明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与诗是古代人文知识结构中最重要的内容。从《诗经》开始，中国诗歌几度辉煌。然而，在经历了唐宋诗歌诗体之变的探索与创新之后，中国诗歌再没有大的改观与新变，至清末民初，在外来科学与文化思潮的洪涛巨浪冲击中，中国诗歌显得更加衰弱萎靡，失去了中华帝国往日的精神气象，与20世纪初世界格局中的新思潮、新文化格格不入。20世纪初，一批留学海外的先进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古老文化的日趋没落，共同意识到只有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种子，才能改良中国文化的基因。经历过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政治运动的社会变革与思考，一批精神界精英、思想家更加坚定且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了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他们把办报与倡导文学改良运动作为传播新思想、启蒙大众的双翼。梁启超从1890年第一次在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寰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翻译的西书后，就萌发了创办白话报的初衷，先后在北京主笔《万国公报》，在上海主笔《时务报》；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同时，借助白话报这一新的传媒发起了影响广大的文学改良运动。陈独秀1903年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在家乡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从1908年开始，胡适参与、主编上海《竞业旬报》。白话报刊成了这两位新文学运动领袖在“五四”前大力传播启蒙思想与白话文的舞台。“五四”前这一代知识精英，大力借助现代报刊出版传媒，采用现代白话翻译外来科技、人文思想著作，广泛传播科学知识与现代文明。他们认识到，要启蒙愚弱的国民，提高大众智慧，了解现代科技文明，必须让老百姓有文化，必须对古老的汉字进行改革。有学人声言：“今日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所说如异，所志则一，莫不以变通为怀，如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文字之易难，智愚蠢强弱之所由分也。”8775750从20世纪之初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到“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文字改革策略不同，但是目标一致，就是要通过改革文字，实现文言合一，它们为“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做了有力的铺垫与充足的思想准备。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并没有完成语言的变革，因为当时仍然是文言、白话两套话语并行，知识分子也仍然在并用两套语言，文言分离问题没有解决，对传统文言文持保留立场。方言问题，白话文推广与运用得不到根本解决，中国语言与文学的现代转换不可能实现。“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公开坚持了白话文对文言文彻底革命的立场，主张了对文言文毫不含糊的取代。“五四”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的标志，“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作为新诗的界碑，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有思想、有阵地、有组织、有纲领、有成果，通过广泛的传播，被大众较普遍接受，有广泛社会影响、被官方认可的自觉文学运动。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伴而生，白话新诗运动的成败是“五四”文学革命成败之关键。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有诗歌是最纯粹的、最正宗的、最有成就的文学，也是不可以随便革命的。可以说，白话新诗运动是中国文学历史转变的一个界碑，它开启了中国文学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把中国诗歌带到了一个与20世纪西方现代诗歌一体化的新阶段，与中国新文化一道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封闭与禁锢，开启了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全面汇通交流、共生发展的新时代。尽管我们的现代文明、现代文学与新诗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的民族真正从“五四”开始新生，开始了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自由、科学、平等的现代文明的崭新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科学、民主、革命、自由的社会思潮的传播接受不同程度地成了中国诗歌转型的历史语境。

清末民初西方科学技术的迅速传播与接受，促进了中国现代报刊出版的兴起与发展。从1900年到1919年，中国有100 多种科学刊物创刊，包括物理学、地理学、数学、生物学、气象学、医学、农业、水利等，其中最有影响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创刊的《科学》月刊，全部采用横排书写，成为现代传播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志。《新青年》1915年创刊（原名《青年杂志》），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改版，全部采用白话与新式标点。中国古代传统的竖排书写形式已经不能适应西方科技知识（大量的科学公式拟定与演示必须横排书写）的传播，西方表音文字横排书写成为与科学技术传播、人们阅读生理条件更加适应的书写符号。接受外来科学思潮与外来诗歌翻译的影响，白话诗歌开始迎来采用横排书写的时代。

现代报刊的横排书写，直接改变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为白话自由体诗歌的倡导与推广创造了传播接受的便利条件。书写、阅读习惯的改变，直接影响了诗歌形式与观念，诗歌可以不必歌，主要依靠固化的韵律声音节奏的口头传播传统开始被打破，镜像阅读逐渐成为普遍形式，分行书写、自由排列、多元现代节奏等成为可能，给自由诗体的自由实践提供了平台。现代报刊的白话文字，自由多样、便于阅读的诗体形式，提供了现代诗歌走向广大读者的新途径，没有现代报刊的广泛传播，就不会有新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与诗歌形式的现代转变。

二 现代汉语传播接受与“五四”现代诗歌形式建构

现代汉语诗歌的新构型是建立在现代汉语广泛传播接受基础之上的现代形式。现代汉语与“五四”新诗形式变革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量现代汉语词构成了新诗的语言基础。大量的现代汉语词来自外来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新词汇的翻译与借鉴。语言学家王力指出：我们的现代汉语词汇大量来源于对外来词汇的接受，“近百年来，从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火车、轮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是数以千计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之，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五十年来，汉语词汇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以前三千年的发展速度”。8775751现代汉语词汇，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观念的内涵，这些词语的现代性与精确性从根本上顺应了现代人、现代生活与现代思想情感交流、表现的需要。

二是新的语义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或汉语组织结构）改变了汉语诗歌的思维方式。现代语言的传播与接受带来的是语言思维、语言内部关系的新变化。傅斯年认为，在白话新词的产生中，“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8775752现代汉语接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包括语法观念体系的影响，形成了文言一致与表意的完整与精密，改变了传统格律诗歌的文言分离，把古汉语超语法、超逻辑的功能转向了接受语义支配的表述功能，特别是虚词成分的激增，使得现代汉语具有了与讲究严密逻辑的西方语法相生相融的便利条件。

三是现代诗歌语言重新建构了新诗形式与新诗趣味。新诗的滥觞是与对西方诗歌的翻译借鉴直接联系的。朱自清认为，“新文学大部分是外国的影响，新诗自然也如此”。“新文学运动解放了我们的文字，译诗才能多给我们创造出新的意境来。”译诗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8775753在新诗发生期，新诗倡导者大都通过翻译自觉探索着新诗形式的建构。比如胡适自认为最满意的译诗《关不住了》，就是他对新诗自然口语节奏与新诗自由诗体的尝试。

现代汉语直接影响了汉语诗歌现代形式建构。比如人称代词在古代汉语格律诗中较少入诗，较多处在一种被省略或缺位的状态，或者以人物身份作为指代。受西方翻译诗歌与语法体系的影响，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大量入诗，带来了诗歌书写观念与表达方式的转变。第一人称代词大量入诗，体现的是诗歌主体意识的觉醒、人物身份确定与叙写视角的变化。第二人称代词大量入诗，体现的不仅仅是对话的叙事方式，也是平等立场、客观交流的现代价值观念反映。人称代词的大量交叉使用，既是叙事方式的转换，也是丰富复杂的现代世界与现代人思想表达的必然要求。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传播影响，在逻辑化、理性化诗思方式与知性化表现诗潮影响下，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成了中国诗歌现代形式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汉语虚词的入诗扩充了汉语诗歌的句式，改变了汉语诗歌语义关系与诗歌内部结构，是构成诗歌现代节奏形态最活跃的因素，增强了诗歌叙事与知性表达的功能，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态，把抒情表意的传统诗歌风格推进到了宏阔、深厚、复杂的现代审美境界，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诗歌语言的转化、诗体的解放、诗意的深化与审美的嬗变。

三 中外诗歌传统的接受与新诗变革

毫无疑问，现代诗歌是自觉接受外来现代诗学观念、诗歌形式影响的结果。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五四”以来新诗的欧化倾向呢？我们应该在历史语境中，发现、梳理现代诗人对外来文化与外来诗歌传统的取舍立场与探索实践；客观看待西方资源选择接受中的复杂性。从“五四”前的南社诗人开始，他们革新社会的态度受同盟会影响，政治上是激进的，但是对文学变革却持保守主义态度，像他们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陈去病主编）；柳亚子、苏曼殊等一批南社诗人用文言文翻译外国诗（胡适、郭沫若也曾尝试用文言文翻译外国诗歌，但是无一成功）。五四期间白话新诗派诗人在翻译与创作中都走上了现代白话、自由体诗歌的散文化路子。他们从正反两方面启示我们，现代白话与自由诗体是与外来诗歌语言、诗体最兼容的选择。而这种接受选择中的中国文化、诗歌传统趣味，语言、节奏等传统形式都会不同程度地起作用，这都需要我们深入辨析。

西方诗歌的影响也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像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个性的张扬，发扬踔厉的青春气息；徐志摩诗歌呈现的自由个性、真诚人格、潇洒的抒情风格，分明体现的是西方现代浪漫主义个性解放、主体精神高扬的反传统思想。如徐志摩《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这一首诗的现代品格，采用的虽然是传统的拟物抒情的方式，但是自主的个性，真诚的人格，对爱情理想的坚定向往与追求，这在古代诗歌含蓄委婉的文人抒情诗里是较少见到的。徐志摩代表的新格律派诗歌注重形式对称、韵律和谐的传统烙印，在这一首诗歌中有鲜明体现。外来现代诗歌影响与中国古代传统作用互相交织，是中国现代诗歌演变的主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一方面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同时他们对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也用心吸纳。现代派诗人对传统的接受，主要继承了晚唐诗歌流派中的温李一派，它们都属于一种追求纯艺术的文学潮流，偏离“诗教”传统，社会担当意识削弱，文学功利性降低，主体性增强，注重表现丰富的“内宇宙”；他们一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传统，在情感表现上具有情韵缠绵、感伤忧郁、纵情声色、颓然自放的特征。在意象使用上超越了感物吟志的比兴传统，以心灵主观化打破时空界限，诗意晦涩朦胧；诗歌语言典丽精工，雕琢锻炼，注重韵律、对仗和典事使用，具有改造传统，化古为新的形式美和音韵美。

三四十年代现代派诗歌中的另外一脉，以废名为代表的京派诗人（包括废名、林庚、朱英诞、杜南星等）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知性诗学的影响（像朱英诞就明确表示，他的诗受到了艾略特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的诗歌中以议论为诗、诗思融合的知性特征，简练平实的语言，讲究用典，含蓄而晦涩风格等均有鲜明的宋诗传统的痕迹。当然，他们的出发点是与古为新，不是厚古薄今，是继承传统，别立新宗，对古代诗歌传统接受的辩证态度与现代立场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新诗对外来诗歌的接受传播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新诗滥觞期，外来诗歌的翻译接受是为了突破古代诗歌僵化格律的限制，创造新生的语言词汇，对传统诗歌较多持有对立姿态，胡适倡导的“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是为了建立一种白话的口语节奏，求得文言一致的目标，并不是要混淆诗歌与散文的界限。像周作人早期的白话诗集《过去的生命》，就是采用现代白话语言与口语自然节奏。有一些诗歌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散文化叙事结构，戏剧化手法，现代派的隐喻艺术（比如《小河》）探索新诗的道路。“五四”白话新诗运动高潮过后，新诗初步得到了接受群体的认可，可是新诗的艺术规范并没有建立起来，诗人们便开始了重建新诗秩序的艺术化探索。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格律诗体实践，把视野向外转向英美近现代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诗歌的翻译借鉴，向内转向对传统诗歌的理性反观。同时期，以李金发、穆木天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开始了对法国现代象征主义诗潮的引进与艺术模仿。30年代戴望舒代表的现代派，表现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知性化现代传统与中国古代诗歌抒情传统的综合性融通与选择。40年代穆旦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标举告别中国抒情传统，走向“象征、玄学、现实”，他们选择接受的主要是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燕卜荪、奥登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传统，但是，他们的创作中又无不含混地交织着古代诗歌精神与现代社会的民族情绪。外来诗歌的接受传播与现代中国诗歌艺术变革道路的探索，民族的现实国情与文化语境的紧密联系，外来诗歌接受传播的自主性、复杂性、含混性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接受传播语境的主导性历史态势。

在新诗外来诗歌的接受传播的影响研究中，我们有了许多可喜的成果，而中国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接受传播与西方现代诗歌的会通是我们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我们新诗传播接受研究新的生长点。

四 近现代学校教育与现代诗歌传播接受

清末民初，现代科学文化思潮的广泛传播，推进了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基础教育主要是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教育。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生上书北洋大臣：“窃思国之强不强，视民之智不智；民之智不智，视教育之广不广。……如欲开民智以自强，非使人人能读书、人人能识字、人人能阅报章、人人能解诏书示谕不可。虽然时至今日，谈何容易，非有文言合一字母简便之法不可。彼欧美诸邦，所以致强之源，固非一端，而其文言合一，字母简便，实其本也。”8775754当时基础学校教育为了推动白话文的传播，扩大教育启蒙的影响，借鉴西方与日本的乐歌教育，以白话歌谣对学生开展文化知识启蒙教育。早在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就主张向西方与日本学习，废除科举，广开学校，培养人才，并提出了将乐歌课程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建议。

1891年，在他开办的广州万木草堂，就开设了乐歌和体操等课程。梁启超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8775755。梁启超认为，西方儿童教育得法在于其注重实物教育和按照儿童心智发展规律来展开教学，并强调诗歌音乐教育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歌谣音乐，“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8775756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就刊载了他自己用白话作词的《爱国歌》《从军乐》 《终业式》 《黄帝歌》等，还刊登有黄遵宪的《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

中国古代素有诗教传统，诵读古诗是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课程；古代把眼看的诗称为“徒诗”，用嘴唱的称“声诗”。清廷订立的《学堂章程》，到1904年小学普遍开始实施乐歌课堂教育（成为与物理、算术等同样的新式课程），学堂乐歌当时成为一种普及与时尚的活动。当时把这种有声音的乐歌也称为“新声诗”。不少文学改革者、倡导者都是学堂乐歌与新声诗的作者。在文学改良运动时期的黄遵宪就专门写有《小学校学生相和歌》；李叔同写有大量乐歌，像广为传唱的《送别》就是由他写词谱曲的。“五四”前后，大量的现代白话诗被谱曲成广为传唱的乐歌，如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胡适的《上山》、刘大白的《卖布谣》等。

还有不少教育界人士专门写有大量的现代白话教育诗。像陶行知共创作白话教育诗700多首，不少诗歌被谱曲后在学校与社会广为流行。民国初年，出版媒介专门出版有乐歌专辑，代表性的有沈心工编辑的《学校唱歌三集》（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王德昌编辑的《中华唱歌集》（中华书局1912年版）。民国小学国文教科书中也选用有歌谣内容；官方还推荐出版有通用的乐歌教科书，像胡君复编辑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唱歌》（1—4册）（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如果说小学教育是白话诗歌教育启蒙与传播接受的基础，那么大学教育则是现代诗歌启蒙教育与传播接受最活跃的成分。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新潮》，清华大学的《清华周刊》等，是“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最为活跃的校园期刊。《新青年》作为倡导与推动“五四”文学运动与白话新诗运动最有力的前沿阵地，为学界所共知，《新潮》《清华周刊》作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与新诗运动的重要舞台，却较少被关注。美国学者维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指出：新潮社及《新潮》是北大青年学生共同觉醒下的产物，作为学生杂志的《新潮》，通过与老师辈创办的《新青年》进行代际间的合作，在文学革命尤其是语言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8775757黄日葵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中指出：“《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8775758

新诗倡导与推广是《新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新潮》杂志除第1期外，每一期都开辟有新诗专栏，主要人物都是活跃在“五四”诗坛的主将。包括胡适在《谈新诗》中评价的新潮社的几个主要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新潮》诗歌作者还包括汪敬熙、傅斯年、杨振声、周作人、罗家伦、顾颉刚、叶绍钧、江绍源等。《新潮》第1卷第5号刊登有周作人以笔名仲密发表的两首新诗——《背枪的人》和《京奉车中》。周作人是最早尝试散文化自由诗体方向的现代诗人之一。《新潮》主帅俞平伯与康白情十分活跃。俞平伯发表于《新青年》的《白话诗底三大条件》和康白情发表于《少年中国》的《新诗底我见》，在当时诗坛上非常有分量，前者得到了胡适的认同，后者则被闻一多视为新诗的“金科玉律”之一。《新潮》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诞生，它与《新青年》恰似一种结盟关系，二者不仅互相为对方刊登广告宣传，还在思想主张与新诗倡导方面彼此应和，为白话诗浪潮推波助澜。正如《新潮》主将罗家伦所说：“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8775759查阅《新青年》的目录，可以看到俞平伯的诗作经常和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老师辈的诗作共同刊登在《新青年》“诗”栏目里。如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号第一次出现了俞平伯的诗《春水》，并且这一期还有唐俟（即鲁迅）、胡适、刘半农的诗作；《新青年》第8卷第3号在“诗”栏目刊登了俞平伯的三首诗《题在绍兴柯岩照的照片》《绍兴西郭门的半夜》《送缉斋》，胡适的《〈尝试集〉 集外诗五首》，周作人的《杂译诗二十三首》。1921年1月1日，俞平伯的两首诗《潮歌》 《乐观》刊登于《新青年》第8卷第5号“诗”栏目上，同期还有胡适的三首诗《梦与诗》《礼》《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康白情、俞平伯作为《新潮》的代表诗人，不仅立足于自身的刊物《新潮》，还通过在当时社会的主流期刊上发表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文章，有力扩大了《新潮》的白话诗影响。事实上，《新潮》第1卷发行后，就受到了许多师生的欢迎，《新潮》作为传播“五四”新思想、新文学、新诗歌的期刊，每一期销量都远远超过预期，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顾客要买而不得的很多，屡次接到来信，要求重版”。8775760

另一本影响较大的大学生校园期刊《清华周刊》，1914年3月创刊，直到1937年5月结束。1914年，年仅15 岁的闻一多担任《清华周刊》编委，随后又当选总编辑，开始在周刊上发表诗作、评论文章。从创刊至1925年期间，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及其副刊《文艺增刊》上共发表了25首新诗。1922年，“清华文学社”出版了闻一多的《冬夜评论》，闻一多差不多成了清华诗坛的新人领袖。《清华周刊》上发表新诗的主要成员有洪深、蔡正、陈达、汤用彤、李达、梁实秋、顾毓琇、朱湘、孙大雨、饶梦侃、陈铨、吴宓、杨世恩、罗念生、柳无忌等。《清华周刊》在“五四”前后的办刊倾向相对《新潮》较为激进的变革传统的姿态，显得较为理性平和，它既发表自由体白话新诗，也发表文言旧体诗，同时开展新旧诗歌的争论。对西化思潮的接受也较为中庸，创作上主张新创格律，艺术上倡导节制为美的原则，后来主要成员成为新月诗派的骨干。当时大学生期刊是学生社团活动的主要阵地，对新诗传播起到了有力的引领作用。

大学课堂新诗讲授在新诗教育传播与接受中的历史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废名1936年在北京大学开讲新诗，讲授内容包括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湖畔诗人、冰心、郭沫若的新诗，几乎涵盖了五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白话诗人及其诗集，抗战开始后中断。1939年朱英诞被林庚、废名推荐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后，1940年至1941年接续废名讲授新诗。他讲授的诗人与诗歌群体有：刘大白、陆志韦、《雪潮》诗人群（包括俞平伯、朱自清、梁宗岱、徐玉诺等）、王独清、穆木天、李金发、冯至、沈从文、《新月》诗群（包括徐志摩、闻一多、朱湘、于赓虞、林徽因）、废名、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现代》诗群（金克木、徐迟）等。废名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大学，继续讲新诗，讲授内容包括卞之琳、林庚、朱英诞、废名自己的诗歌。废名与朱英诞的新诗讲义（陈均编订《新诗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可以说是“五四”以来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经典诗人较为权威性的发现与甄选，形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歌经典建构的基本叙述内容与呈现框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史现代诗歌叙述比较对照，各种文学史的叙述大多只是表现为对上述诗人不同的取舍，以及价值评述的差异，废名、朱英诞的讲义基本确定了中国现代诗歌学术研究与经典传播的对象。

1937年8月至1939年8月，英国诗人、著名的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燕卜荪受邀到西南联合大学讲学。他对英美现代诗歌介绍与理论传播（包括他自己的创作），启发了以穆旦、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杨周翰、杜运燮等为代表的学生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新认知，激发了他们现代主义新诗创作与理论探究的热情，叶芝、艾略特、奥登、霍普金斯等成了爱好新诗创作学生们的偶像，一时间在西南联大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与理论成了时尚，西南联大校园诗歌与理论传播直接构成了影响40年代中国现代诗坛的一个新潮流，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新走向。

民国以来，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白话文教育的推广，国语教材的改革，现代报刊在学校的创办，学生社团的勃兴，现代诗歌的课堂讲授，文学史教材的编撰等，为中国新诗的传播开辟了最广阔、最活跃的读者市场，学校教育是中国现代白话新诗传播接受最重要的途径，直接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变革。

五 传播接受与中国现代诗歌经典建构

中国现代诗歌经典的建构是在中国现代诗歌的传播接受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经典是要经过文学历史的检验，被不同时代广大受众接受的文学遗留，文学经典需要历史的观照，需要经过不同时代接受主体的阐释、认同，在某种意义上经典是离不开读者参与的，经典是作者与接受者共同建构的。诗歌历史上有不少伟大诗人，在同时代没有被认可，是经过后人的发现与阐释被确认的。比如唐代山水诗人孟浩然，在他去世后100多年才被提及，开始引起文人关注；陶渊明经宋代苏轼的推崇才被彰显；杜甫也直到宋代才被尊崇为大诗人。

现代诗歌理论批评是一种重要的诗歌接受与传播活动，是对现代诗歌经典形成、历史建构的一种阐释与确认。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诗歌理论与批评（包括专家学者、诗人的评论与研究），包括历史上的诗歌选本（专家选本，比如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民间书商选本、诗人自选本、国文教材中的诗选等），包括不同时期文学史的叙述评价，还有序跋广告等副文本等，只有多视角的传播接受研究，才会形成对诗歌经典较为全面的认知。我们应该怎样把握上述不同层面的关系，研究主体价值观、考辨史料能力与历史意识将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我们对郭沫若《女神》经典性问题的阐释，首先应该在“五四”时代语境中、中国诗歌历史长河中这样一个时间空间交集的坐标上来讨论它。《女神》在中国诗歌历史演变中，以“天狗”般的自我高扬的现代主体精神，“凤凰涅槃”似的发扬踔厉姿态，浴火重生，冲破了传统思想与格律规范的禁锢，为中国诗歌思想解放与形式自由开辟了新境界、新天地，成为最能表现“五四”时代精神、最具现代审美气息的“五四”时代的镜像，闻一多称它是“五四”“时代底一个肖子”。发表《凤凰涅槃》的《学灯》编辑宗白华称《凤凰涅槃》如惊雷闪电，“照亮了中国诗歌的天空”。当然，《女神》中的诗歌，有不少作品经过诗人多次修改，并且诗歌艺术水平参差不齐，需要我们在接受过程中细心辨析。其中，哪一些作品是经典，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究，进一步接受后人的检验。经典的形成过程构成了经典作品的传播接受史。

传播接受会受时代语境的影响，经典阐释中常常会出现过度阐释或消解经典的倾向，经典建构的过程是历史再发现、再阐释，真正的经典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今天的经典定位，是现代经典，不同于传统经典，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唐宋诗歌经典价值与趣味来检验现代诗歌经典。然而，我们共同面向的是文学经典，不能搬用政治学、社会学的价值观来判断诗歌经典，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有着共同的基本美学元素。总之，历史视野、现代观念、审美价值是我们共同要坚守的现代经典研究的原则。

诗歌的传播与接受是以读者为本位的。传播是向读者传播，读者的接受影响传播主体。传播主体一是诗歌创作主体，二是评价或批评主体。诗歌创作主体往往通过诗歌自选、编辑、序跋、注解（创作谈）推介自己的作品。现代文学史早期，大量诗歌集的出版，都是由诗歌作者自己编辑、自费出版，或者由名家推荐出版。胡适的《尝试集》自己编辑，初版于1920年3月，至1922年10月出版的《尝试集》是经过作者增删过的第4版，初版本与第4版有了很大不同。第4版在第1版基础上新增加诗歌15首，删减诗歌22首，同时删减序言3篇（钱玄同序1篇，自序2篇），第4版保留第1版诗歌仅32首，增删篇幅比保留的还要大。从自选本的不同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思想与艺术探索变化的轨迹。《尝试集》增加的诗歌，是作者集中于民国九年、十年的创作，作品中增加了关注时事的诗篇（《平民学校校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死者》《双十节的鬼歌》，另有4首写给亲友的诗）。这些诗歌更加注重自然音节与白话语言的探索，所删诗歌作者认为有较多旧诗词的气息，“是词曲的变相”8775761。他最满意的诗作集中在第二编，包括《鸽子》 《老鸦》 《老洛伯》 《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几个版本都保留上述作品原样，未做修改，收集的主要是民国六年到民国八年的作品，在内容上具有新时代气息，艺术上作者认为是真正的“白话新诗”尝试。胡适在《再版自序》中说：“我本来想让看戏的人自己去评判。……我自己觉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们偏要大声喝彩……我只怕那些乱喝彩的看官把我的坏处认做我的好处，拿去咀嚼仿做，那我就真贻害无穷。”8775762胡适的《尝试集》自选本的变化与序言，包括自序（特别是再版自序）对接受者认识评价胡适的新诗实践与早期新诗观都具有较重要的作用。

作为《尝试集》副文本的钱玄同的《〈尝试集〉 序》（初版本序，1918年1月），从文言一致的白话文学史的梳理辨析中，以评论者的身份、新文学同路人有力声援了《尝试集》的传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现在作白话的文学，应该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话，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才是现代的白话文学，——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新文学”。8775763可以说，这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切近新文学或现代白话文学的定义，从思想观念上为《尝试集》的传播与现代诗歌经典阐释做了铺垫。以接受主体身份编选的权威诗歌选本，经过历时性的读者检验，对经典的形成会产生较重要的影响。比如1935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其中由朱自清编辑的“诗集卷”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诗歌经典建构可谓影响深远。朱自清对新诗第一个十年主要诗人诗选与评述（导言），对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的分类，几乎影响了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写作。文学史的传播对诗人形象的建构与新诗经典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文学史对新诗的评介极为简略，对现代诗歌的历史性描述的系统框架是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建立的，后来的文学史有了不同程度的观念性变化，对诗人经典性选择与意义定位也有不同。在王瑶的文学史中，40年代穆旦代表的西南联大诗群就是缺席的，对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评介也是非常单薄的。后来文学史接受了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补充、丰富了现代主义诗歌在文学史中的评述，提升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地位，而对某一些艺术性缺失的诗人评价有了改写。特别是官方性文学史或权威性文学史的写作，在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中对读者的接受有较重要的影响。

总之，现代传播接受从多元通道开启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决定了现代诗歌嬗变的路向，成为建构中国现代诗学品格、形成现代诗歌丰富形态的重要动因与思想资源，为我们深入研究现代诗歌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新的生长点。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是由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由五个子项目组成：一是现代汉语传播接受与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变革；二是外来诗歌翻译传播与中国现代诗歌；三是现代报刊出版传播与中国现代诗歌；四是现代诗歌理论批评与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五是现代学校教育与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整个项目由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有关专家分别带领子项目团队共同实施。主要成果将陆续按专题结集出版，相关数据库平台建成后陆续向社会开放。我们殷切期待广大读者的建议与批评。

2021年4月18日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