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疗卫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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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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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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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代医疗卫生研究

一 医学与医药

李涛于1954年发表的《中国医学发展史》一文,是目前见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中国医学的发端之作,作者主要是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作者认为中国医学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由于深受封建社会、反动统治者的阻挠和迫害,中国的医学发展停滞不前,确是中国医学发展史的一大损失。[1]

彭益军发表的《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及其意义》一文,主要从明末清初以及清末两个时期论述了西方医学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作者认为前者主要以传教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医学交流和发展,后者虽然以侵略为目的,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是由西方传教士不自觉传入中国的,但促进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卫生保健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

陈建明主要论述了近代教会团体及传教士在华医疗活动及慈善精神、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改良的关系。教会举办医疗的目的主要是吸引人们信奉基督教,但在客观上缓解了乡村和边远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推进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有利于社会的改良。[3]

李传斌于2000年发表的《基督教在华早期医疗事业论略》一文,认为1834—1887年是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早期阶段,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产生,与基督教的性质、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中国的医疗卫生、生活环境以及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4]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李传斌著《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主要是围绕基督教在华创办的医疗事业及其特征,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展开论述,认为基督教在华的医疗事业是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个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并逐渐地开始了本土化,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西医传入中国研究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何小莲著《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对明清以来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及其被国人接纳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何小莲在其《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一文中指出,虽然传统中国医学延续了几千年,在医学知识及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体制上却没有大的变化。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以后,尤其是西方的医院制度的引入,引起了中国医疗制度的大变革,诸如从医家到医院的空间变化、医患关系的变化、医生对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的兼顾关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等,这不只是医疗制度方面的变革,更大程度上带有一定的人文意义,提高了患者的社会地位,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5]李传斌认为,教会的医疗事业是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特殊组成部分,与晚清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晚清政府对其的政策也是几经变化,在禁教的情况下,对西方的医疗事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和政策;两次鸦片战争之际,在条约的束缚下,对西方的医疗事业采取了被迫接纳的态度,但仍有所抗拒;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条约体系的形成,清政府对基督教乃至西方的医疗事业的态度有所变化,采取了更切实际的态度,即保护、支持和利用的态度。[6]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刘远明著《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体制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张大庆、陈琦等著《近代西医技术的引入和传播》及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郝先中著《近代中国西医本土化与职业化研究》也都关注了西医传入中国后的发展与调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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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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