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与民族建构之间：关于格鲁吉亚公民身份证上“民族”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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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国外学者视角下的格鲁吉亚》

出版日期：2023-01

字数： 1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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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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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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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与民族建构之间：关于格鲁吉亚公民身份证上“民族”的辩论^[1]

本文以格鲁吉亚的一场公众辩论为例，研究转型社会中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基于对纸媒上100多篇文章和采访的细读，本文探究了公共辩论在格鲁吉亚社会中的地位，辩论的话语风格、范式和结果。同时，本文也研究了不同形式的话语和论点与代际更迭的关系。

一引言

无论何时，当你开始思考时，你的思想……

已经作为思想的形式而存在……

这是一个言语世界，它总是产生了

伪疑问、伪问题和伪思想本身，

而且几乎不可能将它们与真思想相区别。

——梅拉布·马马达什维利（Merab Mamardashvili）^[2]

2008年8月俄格战争之后，俄罗斯单方面承认格鲁吉亚境内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这两个国家承载着苏联民族联邦制的具体制度遗产，这一遗产注定了民族分裂。同时，这一苏联制度也在无意中为民族主义精英创造了一个激励系统。随着1991年南高加索各国的独立，这套激励系统导致其行政区划单位的民族分离主义。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不满、观念和机会的融合，并被镌刻在20世纪发展的某种历史叙事中。^[3]

本文以格鲁吉亚公众的一场辩论作为案例，研究转型社会中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基于对各种纸媒的100多篇文章和采访的细读，本文探究公共辩论在格鲁吉亚社会中的地位。这种话语是大众的还是精英的？其风格是浸透了苏联的遗产还是充满了反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的范式？考虑到这场辩论的短期结果，人们可能会问，这场辩论会带来什么结果？

另外，不同形式的话语和争论也与代际更迭有关：年轻的“改革者们”在“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后成为新任部长，他们更喜欢西式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话语；相比之下，昔日国家精英的代表，即位居要职人员（nomenklatura，尤其指苏联等国家，由共产党任命的）依靠的是有数十年发展史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政治化的民族话语。苏联解体后，这是支撑格鲁吉亚独立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基础。^[4]

二辩论——一种重建

现行法律修正案于1999年1月14日生效后，格鲁吉亚媒体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原因是格鲁吉亚的公民身份证和出生证上将不再注明“民族身份”（ethnicity）。对于前议会移民委员会主席古拉姆·沙拉泽（Guram Sharadze）^[5]来说，新法律剥夺了格鲁吉亚人管理国家人口状况的潜在可能，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认为，格鲁吉亚成了“世界主义的试验场”（Test-ground for Cosmopolitanism）。沙拉泽要求在春季议会会议之前暂停这些修正案，并弹劾时任司法部长拉多·查图里亚（Lado Tchanturia），尽管这些修正案是由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Shevardnadze）提出的。^[6]扎扎·达维塔亚（Zaza Davitaia）是亲兹维德派^[7]的伊利亚正义会（pro-Zviadist Ilia the Righteous Society）的活动家和格鲁吉亚人权协会的副主席，他认为，这是“格鲁吉亚事实上的政府”的又一个反格鲁吉亚步骤，旨在使格鲁吉亚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为“佃户”。在他看来，第一步是关于不受限制地出售非农业用地的法律。^[8]工党领导人沙尔瓦·纳特拉什维利（Shalva Natelashvili）也谴责了从身份证和出生证上删除民族身份信息的法律，并称其政党将在春季议会会议上提出对该法律的修订。用他的话来说，当工党在1999年10月举行的下届选举中成为议会多数派时，他们将修改该法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