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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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社会学史.第二卷，群学制度化：全2册》

出版日期：2022-10

字数： 1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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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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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考察秦汉群学制度化

对于作为知识化形态的群学理论与制度化之间的关系，要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考察：首先，考察群学理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即群学理论在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起着何种作用；其次，考察群学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被制度化的；再次，群学理论的制度化对社会生活秩序的良性运行发挥了什么作用；最后，群学观念制度化引发的社会变迁有哪些。

历史制度主义表明，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制度化是通过多次相互依赖的制度选择实现的，而不可能是一次即可达到最理想状态的理性设计。制度选择之间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每一次制度选择的意外后果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导致制度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1]

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另有一番道德精神为之维系主持，种种制度，全从其背后之某种精神而出发，而成立。……若政府根本无此精神，则何从有此制度？”^[2]也就是说，制度建设的背后，其实是有一套社会理论为指导的，而只有被官方认可和推崇的主导性社会价值系统，才能成为制度建设的准则。汉代以降，荀子群学的制度化过程，是以官方推崇，士林阶层认可，民众可以接受，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秩序的运行具有良好效果为条件的。

群学制度化的核心，就在于将群学理论用制度形式规定下来，使其在社会运行中得到稳定性程度的提升。托尔伯特和朱克指出：“制度化的一系列过程——习惯化、客观化和积淀——表明制度化有着不同层次的表现，这也表示一些社会行为模式比其他行为更容易受到尖锐的评价、修改甚至消除。简言之，这些行为模式可以改变它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嵌入程度（更客观、更外部化），因此这些行为模式的稳定性以及对行为的决定能力有着不同的差异。”^[3]

从一定意义上说，群学理论的制度化过程，也是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对于社会制度变迁的解释，大致形成了两大范式：其一，是以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er）为代表的“断裂均衡模式”。该模式认为当组织内部的参与者有某种共同的需求时，就会形成均衡的制度设定。制度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稳定之后，可能会被来自外部的危机所打断，从而产生突发性的制度变迁。^[4]其二，是卡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提出的“动态性约束模式”。该模式认为，制度的崩溃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来源。在既有制度的约束下，政治行动者的策略调整及其相互间的冲突能够影响他们的互动得以在其中展开的制度情境。组织内部的参与者，是能够为捍卫或提升自身地位而利用条件变迁提供的空间采取行动的策略行动者。^[5]西伦的模式引入了制度设定的参与者，使得行动者再次回到了制度分析之中，初步解决了制度变迁的延续性问题，但是仍不能解释制度变迁为什么会沿着制度化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