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群学制度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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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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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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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秦汉群学制度化的历史地位

制度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国家制度的建构是最困难的使命之一。因国家组织不力、软弱涣散而导致的失败,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源。而中国在国家制度化建设方面,曾经一骑绝尘。

西周初年,周公就创造出了一套“封建制度”。这套制度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1]

“秦以前是中国文化第一期。在这期间,中国人已经确实实现了很崇高的理想。已经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观念,而且也已相当地有成绩。”[2]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已是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了。换言之,秦时的中国,早已是相当于近代人所谓的现代国家了。秦以后,两汉、隋、唐,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会的组织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之达成,这便是汉、唐时期的成绩。[3]汉、唐的成绩,在于实现了先秦的伟大理想。先秦人的思想虽高,可是只存空言。而秦以后汉、唐诸代,却确在依着它实干,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实现。直到宋以下,政治社会,一切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4]

早年因鼓吹“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于世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近年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并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能复制这一模式。“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5]“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6]

一 群学制度化:为混乱的社会建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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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高和荣,王处辉,刘少杰,杨善民,邓万春,何健.中国社会学史.第二卷,群学制度化:全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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