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社会转型与公民伦理建构

或许，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个体就在集体之中，以过集体生活的方式而获得生命的意义。然而，这个集体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具有不同的形态和性质，家庭、家族、村社，同样是集体形式，但它们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人们是靠自然情感、风俗习惯、宗教禁忌和民间巫术而“团结”起来的，而不是在理性的思考与推理之下联结起来的；相反，在以理性或契约为基础而联结起来的“公共生活”中，适合于属人社会状态的“机械团结”就发展成为陌生人之间的“有机团结”。随着交换的普遍化和交往的广泛化程度的提高，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广阔生活空间被开辟出来，使得人们走出狭隘的私人生活空间，而进到讨论公共事物、创造公共善的公共交往和生活中来，使人的本质逐渐超出了他的生物性而获得了日益增加的社会性和精神性。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可有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生活、公民伦理。广义的集体生活、公共生活包括任何一种两人以上而进行的交往、交流和互动；狭义的公共生活是指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既包括有私人利益交换关系的市场关系，还包括以生活、休闲、购物为主要形式的公共交往。由此决定，关于“社会转型与公民伦理建构”的研究思路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一种狭义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如何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如何促使交往者形成公共理性、社会情感、尊重观念和平等观念；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如何生成中国形态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而其伦理基础也必然具有中国文化特征，如自然感情社会化、无人称交往人称化；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自然情感会以移情和同情的方式扩展到公共交往中。在公共卫生危机急剧爆发和持续致病的过程中，在多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控、救治和护理中，已经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无疑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优秀部分。有了清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也就自然明了，这就是比较哲学和生成论的致思范式。一个基本事实是，由现代化运动所推动的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优先发生于西方国家，在基督教文明、科技理性和主体意识的推动下，形成了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之上的交往结构和规范体系；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催生了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但它的逻辑起点、社会前提和观念基础与西方相比有极大的不同。如何相互借鉴、保持特色，无疑是建构和完善中国形态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过程所必须充分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既要反对照抄照搬、完全复制的观念和行动，也反对势不两立、完全拒斥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寻找中国特色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以及共，以及公民伦理的培养和生成。这就是生成论的研究方法。

具体来说，其一，在学理上，弄清资本、市场、交往、产权、权利、自由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升、提炼支撑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赖以持续、和谐进行的伦理基础。其二，梳理西方现代化运动中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生成的内在逻辑，以及公民伦理养成的内在机理。其三，研究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所具有的“史前史”基础，即用以支撑家国同构的传统德性与规范面对日益生成的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所面临的转型和变迁。其四，揭示公共交往、公共生活和公民伦理生成的复杂性、冲突性，指明个体、组织和政府在形成公民伦理过程的责任。

（二）雅典城邦的公共生活

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就提出了人适合过集体生活、过城邦生活，从而人是政治动物的思想。适合过城邦生活，既是思想家提出的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看法，也是当时雅典城邦公共生活的写照。不断进行的民主改革，使得雅典城邦逐渐成为思想家、手工业者、民众共同参与的城邦政治共同体。公元前 632年，出身氏族贵族的基隆企图夺取政权，因未得到平民支持而失败。公元前621年，执政官德拉古把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公诸于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氏族贵族的权力。公元前 6世纪初，氏族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公元前594年，由双方共同选出的仲裁人梭伦实行改革，废除了债务奴役，提高公民大会的权力，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7世纪末—前527年）及其后裔的僭主统治（公元前560—前510年，中有两次间断），客观上打击了氏族贵族，改善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经济地位，促进了雅典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前 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作为国家的行政单位，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面的影响，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大会召开频率约为每两天一次。在召开期间，所有公民集于一地。在发表本次召开大会的目的后，允许每一公民对该项提案提出观点，立场有两个：赞同或反对。此时应全体寂静，带言辞意为不尊敬发言人，将会受惩。发言人下台之后，剩余公民进行投票，此时可以讨论：同意的公民将贝壳或陶片内写上提出观点公民的名字，将贝壳或陶片放到该公民的身边；不同意者不投票。每个人仅有一个票权。在所有公民都投出票权或没有发言人后，查看每个发言人的立场及所拥有的投票，数出所有赞同提案票数和所有反对提案票数。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提案执行或不执行。雅典五百人议事会经过贫民和贵族的不断斗争，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当政时期，雅典的民主制达到极盛。由全体男性公民参加公民大会，每隔10天召开一次，投票决定国家的内政、外交等大事，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休会期间，从公民中抽签选出500人，组成“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处理城邦的日常事务。各级官员也抽签产生。陪审法庭是雅典的最高司法机构，陪审员从公民中抽签选出，处理各种重大案件。雅典城邦高度重视教育。早在公元前6世纪，梭伦立法中就明确规定，父亲有责任让其子女接受适当的教育。否则，子女成年后有权不赡养父亲。但与斯巴达不同的是，雅典人认为，要培养公民在履行公共义务时所应具有的理智、聪慧和公正等品质，这是要由国家来规定的。但是，在如何安排个人的闲暇时间以及勇敢、强壮等品质的培养上，就不能完全依靠由国家控制的教育。因此，雅典盛行私人办学，国家只负责16～20岁青年的教育。公民子女出生后，也要进行体格检查，所不同的是，雅典儿童的体检由父亲负责进行。7岁前，儿童在家中由父母养育。7岁以后，女孩继续在家中由母亲负责教育，学习纺织、缝纫等技能；男孩则开始进入文法学校、弦琴学校学习。文法学校主要教授读、写、算等知识，弦琴学校则教授音乐、唱歌、朗诵等（在古风时期，文法、音乐教育往往是在弦琴学校中结合进行的）。这两类学校都是私立、收费的。儿童上学、放学均有“教仆”陪同，以避免儿童接受街头的不良影响。教仆大多为有一定知识的奴隶。文法学校、弦琴学校的教师一般是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也有一些是赎身的奴隶。从这些记述性的材一种社会性的。从物理空间或活动空间看，政治性的公共生活通常并不出现在社会交往空间中，尽管处在社会交往空间中的人们可以随时处处议论政治事务，但政治事务的解决，一定是在专门设置的空间中进行决策和解决的。我们要重点讨论的则是社会交往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至于政治性的公共生活则放置到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范围内加以解决。但必须指出，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的开通，在家庭与国家之外开辟出了类似于“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空间。因此，严格说来，“市民社会”意义上的社会交往空间并未完全出现在雅典城邦的生活世界中，但却具备了这种交往空间的雏形。我们在“社会转型与公民伦理建构”这题材之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重点研究内容是，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如何要求人们生成尊重的观念和平等的观念，这对当代中国人如何进入公共生活、构建和谐的公共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三）公共交往、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的原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