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革之際：明代白銀貨...

章节信息

作者：

所属图书：《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學刊．第十三集》

出版日期：2024-03

字数： 26028

所属分类：

关键词：

换肤

字号

小中大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当前显示为试读部分，购买后可阅读全文×

鼎革之際：明代白銀貨幣化與清朝早期近代化進程

摘要：本文聚焦明代白銀貨幣化對於清朝建立的影響，以期對明清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的連續性形成相對完整的新認識。指出明代白銀貨幣化是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的起源，中國近代化歷史進程可以劃分爲兩個階段，清朝是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的延續；中國早期近代化進程是全球近代化大合流的一部分，但不是西方經驗的復製；明清鼎革之際，在經濟全球化第一波中，清承明制，“死的没有拖住活的”，清朝重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王朝國家，以回歸與重建，繼承了傳統，也承繼了變革：中國國家與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早期近代化發展進程仍然在延續；中國與全球近代化發展大合流的趨向，也没有發生分流。既往中外學界的認識，應該有所修正。

引言

在2015年第22届歷史科學大會“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主題會議上，筆者發表《白銀貨幣化：明朝中國與全球的互動》一文^[1]，評議人美國彭慕蘭教授提出了“白銀貨幣化對清朝影響”的問題。這正是本文探討的緣起。鑒於有關明清鼎革方面的研究不勝枚舉，學界往往聚焦政治史或文化史，在經濟上主要關注明朝一條鞭法與清朝的聯繫，對於白銀貨幣化與清朝的關係，没有先行的研究。鑒於筆者在既往研究中提出明代開啓了傳統中國從賦役國家向賦税國家的近代轉型的觀點，因此循此考察鼎革之際白銀貨幣化對於清朝的影響。

從全球史視野出發，在空間上是全球範圍，在時間上聚焦與17世紀全球危機相同時間段的明清鼎革，中國是17世紀全球危機的一部分。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外變革同時發生，國内國際不是兩張皮，而是相互糾結在一起的中外變革與近代轉型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經歷了四個政權的輪番出現——明朝、李自成大順朝、張獻忠大西朝，直至清朝建立了穩固的政權。

明代白銀貨幣化，顯現的是時代特徵，爲明清鼎革提供了嶄新的整體性思維，中外聯通的分析與研究視角。明代白銀貨幣化源起於市場，是市場/社會與國家博弈勝出的産物，是市場經濟的萌發，中國由此以内生原發性變革走向海外，將中國市場與全球市場連接起來。^[2] 中國積極引領並參與了16世紀經濟全球化開端的建構，帶來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百年繁榮。重要的是，張居正順時應勢，以財政爲改革核心，推動白銀貨幣化完成於財政貨幣化，市場“看不見的手”與國家“看得見的手”協同運作下，促使兩千年傳統財政體系從實物與力役爲主到白銀貨幣爲主的近代財政體系轉型，標誌中國與全球化趨同的傳統國家與社會向早期近代轉型的啓動。從西方新財政史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經歷了從領地國家到税收國家的近現代轉型，國家和社會治理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明代中國國家與社會的近代趨向型轉型中，經歷了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税國家的轉型，國家與社會治理模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財政貨幣化，傳統財政體系史無前例地向以白銀貨幣爲主急劇轉型，激發了王朝財政（包括皇室財政與國家財政）對於白銀貨幣需求的日益增長。明神宗親政以後，財政治理新形態——内官税收體制出臺，國家與市場/社會的博弈白熾化，皇權强力干預市場的結果，是市場由此全面衰退，而國家也由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衰亡。無獨有偶，置於世界銀産量下降的17世紀全球危機，以及國際貿易競爭戰加劇的背景下考察，彼時中國市場衰退成爲17世紀全球危機的一部分，國内外危機合力形成諸多明朝滅亡綜合因素的樞紐，促使中國回歸傳統王朝循環型道路——回歸傳統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政治體制，這决定了繼承明朝建立的是又一個王朝國家。

讓我們回到明清鼎革之際的時代主題：國家與市場/社會的博弈。筆者認爲，17世紀全球危機是一個現實存在，中國是全球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市場的大衰退自16世紀末開始啓動期，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滅亡，仍没有結束，持續時間遠在半個世紀以上，至清朝康熙年間，即17世紀結束才逐漸緩和與消解，其間充滿了國家與市場/社會的博弈，而在博弈之中，有回歸，也有重建。清朝究竟繼承了明朝什麽？清承明制的基本内涵是什麽？明代白銀貨幣化開啓的中國走向早期近代化的歷史進程，在明清鼎革之際是斷裂了，還是在延續？以下就此展開探討，以就教於學界。

一博弈中的回歸

明清鼎革之際，探討清朝如何能够成功地接受明朝的歷史遺産，汲取其治理經驗和衰敗教訓，在17世紀全球危機中如何起承轉合的曲折歷程，這裏有一個我們需要釐清而且繞不過去的問題，即清朝建立，首先面臨的不是“新清史”討論的所謂焦點“民族”“文化”問題，而是政權生存問題——財政是政權建立的重要經濟基礎。探討白銀貨幣化之初，翻開明朝典制文獻《大明會典》發現没有“銀法”，因此筆者開始從民間契約文書追尋白銀不同尋常的貨幣化過程；^[3] 而翻開清朝典制文獻《清朝文獻通考》，映入眼簾的首先是“田賦考”和“錢幣考”,^[4] 這並非是清人的獨創，而是沿襲馬端臨《文獻通考》體例“二十四門以田賦爲首”，可見歷代王朝對於田賦的重視非同一般，清朝概莫能外。清朝對於傳統田賦與錢幣的重視，來自歷朝歷代的治理傳統，這促使筆者思考：清朝是如何從恢復傳統入手，通過田賦與錢幣的治理重整天下的？“賦税是政府機構的經濟基礎”^[5]，清入關以後，面臨的是一片蕭條的市場和民窮財匱的社會，恢復財政治理成爲王朝亟待解决的首要問題。清朝之所以能够避免明朝和李自成、張獻忠政權敗亡的覆轍，渡過了開國的危機，並在開國後延續二百多年統治，“田賦”確實是王朝至關重要的命脈。我們知道，1644年連續發生一系列事件：三月明亡，四月李自成在北京即帝位，隨後撤離北京；五月清多爾衮入北京，七月即宣佈取消明朝正額外一切加派。九月，清世祖順治帝入北京，十月重申以《萬曆會計録》原額徵税，廢除明朝末年加派賦税，確切表明繼承明朝中央集權財政定賦原則，整頓明後期財政從集權到分權的紛亂局面，穩定田賦，以達到穩固政權的目的。清承明制，這無疑是一種傳統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