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再启蒙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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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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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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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再启蒙何以可能?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揭示了启蒙走向自我毁灭和启蒙超越自身界限的双重辩证法。第一重辩证法常常为人津津乐道,这无疑反映出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历史的深刻洞见,但是第二重辩证法却隐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需要深入的文本分析才能厘清其理论逻辑。简言之,关于启蒙超越自身界限的路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要对启蒙展开批判性反思,要摒弃极致的启蒙和虚假的启蒙,以“确定的否定性”为基础完成主体性的重构,将批判性的思考置于不断批判和建构的动态实践中,以实现主体的再启蒙。但是,如果我们将理论目光从文本转移到实践则不难发现,超越启蒙界限的路径始终面临着现实困境,即文本对主体的影响往往作用于精神层面,而在实践中实现主体再启蒙是否可能、是否存在可行路径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索。面对这一现实困境,我们需要首先确认启蒙出场时的理论定位和发挥作用的实践场域,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明确了启蒙界限之所以存在的前提与核心,才能重新思考主体的再启蒙何以可能并重新建构一条超越启蒙界限的路径,即从受现实条件制约的实践的偶然性中分离出达致规范性目的的一条可能性路径,进而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完成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现实地走出一条超越启蒙界限的实践路径。

一 主体的再启蒙:《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界限超越路径的论述

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阿多诺通过极大篇幅揭示了启蒙因自我界限即启蒙自身的内在毁灭趋势而必然招致灾难。他们在1944年出版此书时所撰写的前言中指出:“我们本来的计划,实际上是要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1]这一问题相当有难度,实质上是在尝试对如下问题作出解答:世界为何并未在启蒙的指导下得以重建新的秩序,反而在旧有秩序被打破后,进一步陷入混乱的局面?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仍需回到启蒙自身中寻找答案,“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2]

首先,思考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跳出《启蒙辩证法》这一文本的内容,从文本的理论场域转向实践场域,去思考其文本本身所存在的意义。哲学需要在现实的实践中对自身进行追问,找到具有标志价值的某一事件,这一事件便是批判性的反思形式。这一批判性的反思形式的最终旨归可以被理解为谈论哲学的归属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归属某些‘我们’的问题和归属于与它自身现实性的特有文化总体的某类我们的问题”[3]。但是,这里的我们并非按照人类社群的区分而归属的,即不是从阶级属性、人种属性等外在因素区分的归属,而是一种对哲学问题自名的“我们”的归属。具体而言,《启蒙辩证法》的文本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形式,其探讨的“我们”的问题实质上是将自身论述的哲学归属进现代性的问题域中,即在自身哲学建立过程中,其所依托的现实性的文化是属于现代性的文化。换言之,《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反思的启蒙本身是现代性问题域中的问题,这种反思本身就是对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的一种探索,进而这种探索本身就是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现代性历史条件的重新认识。因此,只有将《启蒙辩证法》的文本本身视为一种批判的反思形式,一种思想介入实践的方式,才能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理解为何启蒙本身拥有突破启蒙界限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第二重辩证法才得以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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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众凯.主体的再启蒙何以可能?[C]//任平,庄友刚,桑明旭.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202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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