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伊津哈历史叙事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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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第十一辑》

出版日期：2023-06

字数： 1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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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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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伊津哈历史叙事的审美想象与多媒介性

内容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研究发生审美转向，荷兰史学家赫伊津哈认为，为克服史学领域滥用科学研究方法的缺陷，对历史思想里审美和艺术要素重要性的信仰是一条路径。审美想象可以提高人们鉴赏历史的能力，可以把逝去的历史转化为活生生的图像，可以激发人们欣赏历史的激情，可以让人在欣赏历史时调动所有感官，在每一种官能中得到乐趣。同时，历史叙事与表达媒介关系密切，言辞表达和造型表达在历史图景的观照中，存在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但都构成了历史叙事的鲜活动机。

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曾说：“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词之书和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的两部书，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书。”^[1]这句话虽然重点在于强调艺术文献和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原始性与可靠性，但同时也隐含说明了历史文本的叙事动机与表达媒介的关系问题。叙事动机作为触动、激发个体创作欲望的一种事物，在文学创作和历史写作中有不同的表现。文学具有虚构性，叙事动机可以不受限制地由社会人生中的一切人、事、物所触发。历史作为一种非虚构叙事，目的在于复活逝去的往事和记忆，处理的材料往往是史实文献或是遗留实物，从而决定了历史叙事的动机只能由“旧事古物”所触发。这就关系到历史文本的表达媒介问题。由于“行为之书”——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已成过去式，而“由时间性媒介——文字所写成的各类反映过去时代的文献，固然可以激起史学家探究往昔的兴趣，进而触发他们历史叙事的动机，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直接诉诸视觉的空间性存在物有具象、鲜活的特点，其触发史学家叙事动机的效果往往来得比文献强烈”^[2]。因此，艺术便成为许多敏感的、富有创见的学者研究和撰写历史文本的思想、灵感的激发物。例如，保罗·拉克鲁瓦（Paul Lacroix）认为，“在一个时代所能留给后人的一切东西中，是艺术最生动地再现着这个时代……艺术赋予其自身时代以生命，并向我们揭示这个（过去的）时代”；丹纳（H.A.Taine）甚至宣称，“我立志要以绘画而非文献为史料来撰写一部意大利历史”^[3]。

这种思想在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西方20世纪史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赫伊津哈与布克哈特合力开创了文化史研究，并将其推向高峰。赫伊津哈倡导历史研究的审美化、想象化，认为文学和艺术的多媒介协助抑或竞争对探究、“复现”逝去的历史往昔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它们触发了历史叙事的鲜活动机。

一历史叙事的审美转向

赫伊津哈主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审美化，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科发展诊断意识的。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晚期，西方的历史研究往往把早前的权威史学家的论述作为原始材料使用。发展至19世纪，在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的推动下，以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兰克认为，权威史学家的论述是否严谨与真实需要详细考证，盲目引用并非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相反，历史学应该汲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考证法，充分挖掘和考证材料，复原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堪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普遍有效的历史规律。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对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历史学科的独立性固然有其重要价值，但其用自然科学方法取代其他一切历史研究方法无疑是重大弊端。赫伊津哈便对此予以批判，一是生活绝不能化解为一般的概念，承认每一次事件的独特性，始终是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二是由于顺从预设的系统规则，历史研究不偏不倚的性质将受到条块切割的伤害，虽然不偏不倚正好是科学派生成的目标。^[4]意思是说，历史研究面对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一个一个的事件本身，而非将其作为一个广义范畴的类型或特例。历史著述固然需要系统原理的科学构建，但如果过度倚重自然科学，总结出的历史规律只是教条的偏颇而不是历史关系。这是因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永远是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总和——不可分割、彼此依存、不可简约；所有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必须检视，必须尽可能避免‘解释性’预设或‘重要’因素的限定”^[5]。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考察的应该是整体的社会生活，它们体现在具体的历史事件里，而不是体现在总结出的历史规律或公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