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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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第十一辑》

出版日期：2023-06

字数： 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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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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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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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遗产”：《遗产的旅行》与民俗研究的实践转向

引言

正如林语堂在《唐人街》中所描述的：“他爱中国，就好像一个人爱自己的双亲一样，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群众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由相同的信仰和相同的风俗的人们所组成的群众社会。”^[1]“中国传统”“中华文化”的标签往往落实在具体的生命经验与日常实践之中，并因应时空、人群的参差而展现着流动不居的多元面向。何为“中国”，如何“传统”？凡此种种习焉不察的常识性话语背后，往往隐伏着值得探究的学术命题，而海外华人的民俗实践作为一种在不同族群、时空与代际语境间博弈交融、持续协商而成的文化糅合体，向民俗研究中惯常的本质主义论述提供了质询的窗口。

在当代中国民俗研究的学术版图中，海外华人的民俗实践相比于其话题潜力而言，成果及位置却长期不彰。追索由来，这一现象固然与所谓“一国民俗学”的脉络有关，即这门学问在其诞生之初的20世纪里常以建构民族国家的文化资源定位自身并高潮迭起，“原乡本土”构成“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2]与此同时，即便将目光扩展至世界民俗学的范畴，“本真性”也同样是长期以来萦绕不去的“幽灵”^[3]，由此，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动选择与能动实践，便在20世纪民俗学学术轨辙的交错下落入夹缝。

然而，在由“事象”“事件”到“实践”的当代民俗学转向中，长期以来偏执一端的民俗事象“本真性”想象逐渐退场，学术讨论扩展到对社群关系、话语权力与文化政治的动态性、关系式的描写及辨析。无论是在非遗保护实践的具体经验中，还是在当代全球流动的现实背景下，传统民俗学的“地方性”指涉已然经由复数的人群实践而不再局限于单一地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散居海外的华人群体不再是“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地理框架下的“边缘”，而成为展现多元主体文化实践的“中心”场域^[4]，民俗的流播规律与实践机制正由此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