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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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以戊戌维新为例》

出版日期：2024-05

字数： 1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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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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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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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过程和结果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流变

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紧闭的大门由于外力的因素而被迫开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逐渐展开。这种交流由于中国综合实力的落后而呈现出以西方文化输入为主的特点。一方面，西方国家想要通过文化输入实现对中国更深层次的同化和控制；另一方面，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频频失败，这样残酷的现实促使一些有强烈危机意识的人们想要尽快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于是他们把视角转向西方，去探究差距产生的原因。如果说近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一开始是被动的，那么随着危机加深，学习西方文化就成为一种主动自觉的行为。

（一）西方文化向中国输入的主要途径

西方文化发挥影响的途径随着其侵略程度的加深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开放。外国人拥有在华设立工厂、经商、传教等特权，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专门负责对外事宜，中国和西方互派使节，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纸、设书馆，这些变化都在增进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和了解。文化的交流是无形的，时常给人一种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印象。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它是具体可感的，语言的交流、生活方式的差异、对待事物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对人的固有观念产生冲击，从而促使人们改变原来的思维模式，面对同一件事情采取不同的行动。由清政府内部士大夫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指导思想，旨在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国力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一些新式学堂、译书馆得以建立，中国政府还向国外输送留学生以更好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洋务运动的这些举措标志着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由一开始的被动接受向主动吸收转变。

在西方文化向中国的输入过程中，传教活动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方式。通商口岸的经贸往来以经济利益的获取为主要目的，外交接触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在华特权，而传教活动则主要表现为精神层面的灌输。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从中获益，通商口岸的开放、建立教堂的许可以及治外法权的获取，这些都有利于传教活动的开展。传教活动按照教派的不同主要分为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天主教传教士通过建立一些具有公益性质的机构来推动工作，包括救济灾民，建立学校、孤儿院以及戒烟所等，旨在通过这些机构的工作笼络中国民众，从而吸收教徒。同时，天主教派还想通过对所在地司法和政治进行干涉的方式进行传教，然而这个方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新教教派则更多地采用直接宣讲的方式进行传教，他们经常在城市设立布道站（包括教堂、学校、住宅和医院等），形成一个小型的城市区域。随着形势的发展，新教传教士也开始通过慈善的方式进行布道。

随着范围的扩展和形式的多样化，传教活动趋向专业化。尤其是医院的设立和教育的开展，促进了医疗事业的进步和西学的普及。传教士设立的医院，一般规模都不是太大，使用的医疗器械和配备的护理人员与西方平均水平相比也具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医学，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治疗体系。中国人在教堂医院就医的经历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医学的先进性，切身的感悟使他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由怀疑转向肯定。传教士还致力于培养现代医生的工作，一些教会医院设有附属医科学校，培养了许多医学人才。孙中山早年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后来是一面在广州行医，一面从事革命团体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教会医院还招聘了许多非专业出身的医护人员，这些人与医学生相比，具有更多的实践经验。随着医院接收病人的增多，传教士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医治病人方面，布道活动反而减少。政府官员也经常向传教士咨询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知识，这促进了中国人对西方知识文化的了解。

在教育方面，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学校中，一开始以传授宗教教义为主，这种策略后来得到改变，许多教学内容具有非宗教性质。在日常的教学中，许多教会学校使用英文授课，这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更好交流。与医学领域内的情况类似，许多传教士的主要活动由布道向教育转变。一些学校鼓励女性入学接受教育，促进了男女平等。除设立学校外，教会还成立了许多出版机构，出版中文书籍和杂志，这其中有许多是关于科学技术、世界地理和欧美政治制度的介绍。为了方便中国读者进行阅读，一些传教士就必须在翻译工作上下足功夫，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只是擅长口头表达，而不知道如何进行书面表述，于是就聘请中国人当助理，把英文原著口译成中文后，再由助理翻译成文言文。传教士裨治文在较早时候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成为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瀛寰志略》中有关美国内容的材料来源。^[1]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促进了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对国际法的了解。在报刊的出版中，林乐知等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传播西方政治思想，主张中国要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对后来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强学会出版的刊物一开始也取名《万国公报》（后来改名《中外纪闻》），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