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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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以戊戌维新为例》

出版日期：2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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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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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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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变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维新派知识分子面对甲午战争后进一步加深的民族危机，变法图强的意愿更加强烈。他们对自己的变法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著书立说，采取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以期形成变法的舆论氛围，汇聚配合变法的政治文化力量。

一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甲午战争之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技术文明还远远不够，还要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通过变法进行新型政治制度的建构首先需要的是人才的支撑，而新式人才的培养要依靠教育的变革。学校是教育的主要载体，维新派人士因此把新式学堂的创建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以此培养新式人才。他们积极奔走，有的致力于新式学堂的建设，有的直接任教于新式学堂，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培养变法骨干、宣传变法思想。

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书院是较高层次学校教育的代表。书院最早出现在唐朝，宋朝时建立起正式的规章制度，自此之后成为读书人思想活动的中心。在随后几个世纪中，理学一直是书院的主要传授内容。明末，士大夫还以书院为中心，议论朝政、针砭时弊，书院的政治功能显现出来。清初，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把书院置于政权控制之下，由原来的民间办学转变为政府财政支持。如此一来，政治讨论和民间讲学被禁止，书院的政治功能随之遭到削弱，但是培养知识精英的教育功能仍然没有变。据统计，清代仅广东一地就有书院410所，19世纪，全国的书院更是达到了4500所左右。^[1]书院到后来蜕化为专门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机构。即使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些通商口岸被迫开放，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的机会增多，大部分书院却仍然保持着旧有的教学内容和教育体制。

然而，这种情况在广州长兴里的万木草堂却是个例外。康有为在首次上书不达后，回到家乡，埋首书海，从儒家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的依据，创建变法的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机缘巧合被梁启超等人邀请到万木草堂讲学。理论创建和聚众讲学是康有为在1889—1895年的主要活动内容。中国数千年来的学术发展和源流走向、历代政治改革的得与失、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比，这些构成了康有为讲学的主要内容。讲授这些内容，旨在通过对比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启发学生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梁启超回忆当年的听课经历时说：“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2]康有为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创新。他要求学生在听讲之外，还要广泛阅读书籍，并进行思考和记录。学生们私底下要下很多功夫，今文经学的代表作品《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自然科学作品都在阅读范围之内。此外，康有为还向每个学生分发功课簿，用于记录读书时的疑问或者是心得体会，要求每半个月上交一次。有时学生在功课簿上面的表述很简短，而康有为做了很长的批阅，意在为学生答疑解惑，启发他们的思考。学生们还会承担编书工作。《孔子改制考》的成书过程中，学生们从儒家经典书籍中查找关于孔子改制的论述，并标明出处，为老师著书立说提供资料依据。后来，康有为还去广西讲学，遵循的也是类似的教育方法。从教学内容和教育制度来看，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讲学活动已经明显不同于旧式书院的教育模式。今文经学和西学的传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宽了学生的思维，答疑解惑的互动方式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都具有现代西式教学的因素。康有为在广东、广西的讲学，培养了许多维新骨干。这些人为戊戌维新运动做了很多的工作，有的担任报纸的主笔，撰写支持变法的文章；有的从事新式学堂的教学，培养新人；有的协助康有为著书立说；还有的为汇集变法力量从事社会团体的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