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形态政治传播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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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政治学前沿.第1辑》

出版日期：2024-08

字数： 1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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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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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形态政治传播学中的五大关系

【内容提要】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与政治社会的发展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身政治传播研究之中，政治传播“学”的形态逐渐彰显。政治传播研究也需要升华到一种“学”的境界，用政治传播学引领和指导未来的政治传播实践，同时依靠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理性”协调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争论，解释中国与西方政治传播的实践差异，囊括政治过程中政治宣传与政治沟通的概念内涵，容纳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新时代人类政治秩序的剧烈变革。这就需要辨明新形态政治传播学中的五大关系，包括作为基础研究范畴的政治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石性概念的传播、沟通、宣传、交往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之要素的权力、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作为认知层次的理论与学科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方法的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未来的政治传播研究要坚持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深入推进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与微观政治传播研究，建构一个前提可靠、内涵稳定、边界清晰、对象明确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

究竟是否存在一个“政治传播学”？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政治传播学界的重要问题。笔者于2009年曾提出，当时在国内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提炼得不够清晰，政治传播尚未完成“学科化”的任务，或者说政治传播尚不能被称为一门“学科”。^[1]在当时，互联网对于政治传播的挑战和重构已经初见端倪，“如火如荼”的政治传播实践与“荒芜贫瘠”的政治传播理论之间的巨大落差，亟需政治传播学的理论介入。可喜的是，在实践要求与理论研究的双重推动下，新形态的“政治传播学”已经“呼之欲出”。随着近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政治传播研究之中，使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走上了形成独立学科的探索之路，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边界越来越清晰，主题越来越鲜明，视野越来越宽广，内容越来越丰富，方法也越来越先进。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悬而未决，比如政治学与传播学研究视界之间的隔离与撕裂，中西方政治传播研究难以对话融合，是否存在哲学意义上的政治传播规范研究，如何在剧烈变动的政治传播中找到恒常的规律，是否存在稳定的研究对象和明晰的学科边界使政治传播研究的“名”与“实”相符。面对这些问题，一般意义上以具体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无法解答，需要在“学”的意义上进一步推进政治传播研究，构建具有普遍价值的政治传播学科体系。

一政治传播学科化的时代背景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步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新兴政治样态改变了传统政治传播的内容和形式。^[2]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政治传播的形态和样貌也在随之调整变化。人类经历的这场巨大变革，既体现在政治传播活动上，同时也需要政治传播体现出来。构建政治传播新秩序已经成为在这个时代寻找确定性的重要抓手。在大变革时代，政治传播是“忙碌”的，需要“飞转”起来，政治传播从未有像今天这样负载了大量的信息和多元的价值，政治传播的内容和形态如何与人类文明相适配，在更高层次上引领人类政治文明前进的方向，成为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辩证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从哲学上讲，人们必然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之中，未知的世界很大很广阔，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社会抑或是精神世界，都具有不确定性。在不确定中探索和构建确定性，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和跃迁的动力，确定性中蕴含的可能性，则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不同样貌。而作为把握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弥漫着“不确定性”的迷茫，“后西方”“后情感”“后疫情”等“后学”概念来袭^[3]，预示着人类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在作别旧秩序的同时新秩序尚未建立，未来尚不明确的时代，学术界只能用“后”这一“只破不立”的限定词来展示现时代与之前社会样态的区别，而没有办法对种种现象进行更为明确的言说和界定。而在实践领域，现如今政治传播正搅弄着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偏离轨道的政治传播更容易激发甚至刻意利用人类意志中非理性的激情因素，形成不稳定不健康的舆论态势。这种众声喧哗、争论不休的政治传播也干扰着政治传播研究，使政治传播研究陷入混乱与浮躁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