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任意性和理据性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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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语言、交际与认知论丛》

出版日期：20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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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任意性和理据性之辩

摘要：长久以往，语言符号任意性和理据性谁属第一性是语言学界争论不休的难题。索绪尔遵照笛卡儿主义的西方传统哲学客观真理观，提出并推广了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即语音）和所指（即语义）之间的任意性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第一重要性原则。然而，洪堡特论证了语言符号和自然规律的相似性。列维·斯特劳斯则从经验主义角度认为语言符号并非任意，而是有理据的。可见，索绪尔为了将语言学研究限制在语言内部结构自洽的范畴内而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第一原则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随着功能语言学尤其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理据性被广为接受，能指和所指的动因关联也在逐一被证明。本文在对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和“理据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自然属性，只不过被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为了确立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研究范式而人为设立为根本属性，而理据性也同样是语言符号的重要内在属性，任意性和理据性是语言符号内具有反对关系的“一体之两面”。

一引言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谁是第一性之争论，自古至今仍在继续，可谓哲学和语言学的“老题”。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争始自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彼时有两派：自然派与规约派。自然派认为语言随机地自然产生，事物属性决定其名称（参见巴门尼德《论自然》，克拉底鲁和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对话集》中的《克拉底鲁篇》等）；规约派则认为语言有一定之规约（参见亚里士多德《论解释》，波伊提乌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时增补了语言名称和名字的关系，奥古斯汀《三位一体论》等）。大约在同时期的我国春秋战国典籍《荀子·正名》中出现了“约定俗成”这一词语，原文为：“名无固宜，约之以名，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为之不宜。”“约定”体现了语言的任意性，“俗成”则为理据性的映射（梁梓霞，2020）。可见，我国先哲荀子的《正名篇》认为语言的“任意性”和“理据性”是辩证统一的。

柏拉图在《对话集》中记叙了他与克拉底鲁有关“约定性”与“自然性”的对话，并请求苏格拉底作评判。克拉底鲁主张语言具有完全的自然性。苏格拉底将词语比作肖像，提出了“模仿说”，认为词语通过字母的组合模仿事物。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在《论解释》中提出名称所发出的声音是约定俗成的。从该篇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亚氏的语言哲学思想：现实→经验→口语→文字。现代认知语言学的“从现实到认知再到语言”之核心就发端于此。洛克则将其综合起来，认为名称为了表达事物的本质一定是将“自然”与“人为”两部分的本质结合了起来，既有自然赋予，也有人自身认识所发现的客观本质。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其学生将该思想编入《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核心。作为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的理论根基，任意性原则曾一度被确立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学界对语言任意性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支持者如郭鸿（2004），王德春（2001），伍思静（2010）等，他们以不同方式阐释任意性。郭鸿（2004）基于符号学提出将任意性从具体语言层面上升到更宏观符号层次会增强任意性的可论证性。王德春（2001）从三个层次分辨象似性与理据性的关系，论证语言符号与客体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反对者有洪堡特、列维·斯特劳斯、许国璋（1988）、胡壮麟（1999）、王寅（2003）等。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对语言的语音系统、内在语言形式、语音与内在语言形式的联系、语言动作、词的孤立、屈折、黏着和词的统一性等作了详尽考察后论证了语言结构与自然规律的相似性（洪堡特，1999）。法国学者Levi·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解释称：从先验（a priori）的视角看，语言符号是任意的，毫无理据可言，而从经验（a posteriori）的角度看，语言符号并非任意，而是有理据的（参见于洁，2004）。许国璋（1988）指出：“语言既是理性行为，任意性到底存在哪里？”胡壮麟（1999）在李葆嘉（1994）举证质疑索绪尔语符任意性观点的基础上更强调其非任意性。王寅（2003）从语用角度主张将语言符号的音形结合，多层面论证象似性。当然也有中立者认为理据性和任意性并非割裂关系，两者辩证统一（如王艾录，2003；朱永生，2002；林艳，2006等）。任意性是支持语言发展且长久存在的变量，理据性是语言普遍潜在的发展动因（王艾录，2003）。象似性实则为任意性的补充性理论，并非替代（朱永生，2002）。任意性和象似性两者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二者应当共同作用，互相补充（伍思静、胡铁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