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新型纪念性建筑的先锋派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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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外文论.2023年.第1期》

出版日期：2024-07

字数： 1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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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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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新型纪念性建筑的先锋派纪念碑^[1]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历史或经典先锋派的倡议者所设计的纪念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约翰内斯·巴德尔（Johannes Baader）、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曼·雷（Man Ray）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等人设计的纪念碑开始为纪念碑这一艺术体裁阐明一种新的功能：它不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纪念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这种新的纪念性建筑也使这一艺术体裁发生了扩展——在先锋派艺术家的操控下，它随后将临时展馆设计也囊括其中。本文关注了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西格弗里德·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和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等人关于纪念碑的理论著作，文后介绍了弗拉文（Flavin）、欧登伯格（Oldenburg）和赫希霍恩（Hirschhorn）等艺术家最近在纪念碑设计方面的实验，提出构建一部全面的先锋派纪念碑史的迫切性。

“现代纪念碑实在是个矛盾的概念：如果它是一座纪念碑，那它就不会是现代的；如果它是现代的，那它就不可能是一座纪念碑。”^[2]这段话来自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经典的The Culture of Cities（《城市文化》），体现了人们对现代艺术普遍接受的看法，但或许更是对经典或历史先锋派（指20世纪初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欧洲先锋派文艺运动——译者注）的看法。通常认为，所谓“未来主义”的^[3]，或是具有前瞻性的经典先锋派尤其以一种完全的反纪念碑艺术（anti-monumental art）示人。纪念碑——无论是雕塑、纪念式建筑还是陵墓——都是时间和历史的驻留。它们纪念逝去的人、事件或价值的目的往往是否认其未来的作用，同时又在空间上将其持续不断、逐渐形成身份认同的存在放置在当下。^[4]在先锋派的美学生产中，这种符号化的纪念性实践^[5]似乎成了令人生厌的做法。的确，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先锋派似乎反对“公共纪念性艺术的传统形式和创作缘由”，反对对过去的颂扬，反对形象化的再现、突出，反对持久性。^[6]更不用说，对许多人而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先锋派活动中也可看出先锋派和纪念碑的矛盾。例如，在《新先锋派与文化产业》（Neo-Avantgarde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中，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坚定地将任何先锋派的实践与纪念碑性对立起来，他说：“纪念碑往往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建立起来的，在这些时期，批判性否定（critical negation）所蕴含的乌托邦维度，以及激进思想与现实政治实践对虚假意识的具体破坏，都被凝聚成对事物实际存在秩序的肯定和对其的大规模表现。”^[7]因此，改动一下芒福德的话，这么说也似乎并不夸张：“如果它是一座纪念碑，那它就不会是先锋派的；如果它是先锋派的，那它就不可能是一座纪念碑。”

然而，倘若深究，纪念碑这一字面意义上的保守体裁，即记忆的标记和记忆的制造，与先锋派完全相悖的这一常见观点是需要有限定条件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原因是，经典先锋派的确创造了纪念碑（和/或纪念碑设计），^[8]其中大部分作为单独的作品受到了一些关注，但没有形成一个整体。^[9]第二，通过这些纪念碑，可以说经典先锋派开启了对艺术中另一种纪念碑性的探索。我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认为，在先锋派的艺术创作中似乎没有纪念碑，但这并不意味着先锋派对纪念碑性本身不感兴趣。相反，先锋派探索的是“纪念碑的否定性状态（negative condition）……即一个从表现时间和空间的任务中割离开来的领域，一个丰富而崭新的风格——这种风格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被有利地开发”^[10]。我希望在此继续这一思路，即不将先锋派看作“反纪念碑的”（anti-monumental），而是看作“另纪念碑的”（alter-monumental），但这一思路或许也错误地认为，这种特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先锋派切断与历史现实的联系。第三，经典先锋派对另一种纪念碑性，或另一种类型的纪念碑的追求，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解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比公共空间中的诸多官方政治偶像崇拜行为——这是当时整个欧洲文化的一大特点。事实上，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1911年的一次演讲中已将工业建筑说成是即将到来的新纪念碑风格的前身，^[11]而另外几位主要是表现主义者的雕塑家——最著名的或许要数威廉·莱姆布鲁克（Wilhelm Lehmbruck）和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创作了似乎是有意为了纪念这场“伟大战争”的（仍为具象的）作品。大多数先锋派纪念碑（无论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纯粹主义还是构成主义）以及先锋派对纪念碑的深入思考，都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以及随后非常不稳定的政权空白期。在此阶段，关于拆除旧纪念碑和建立新纪念碑的亡灵政治学讨论（necropolitical discussions）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列宁对“纪念碑式宣传”（monumental propaganda）的呼吁便可明晰这一情况。这个宣传计划要求1917年革命后的俄罗斯各大城市遍布反映社会主义的新纪念碑。^[12]基于达里奥·甘博尼（Dario Gamboni）的研究，我们可以说这一历史阶段类似于一个充满了“矛盾记忆和以纪念碑重写历史”的场域，^[13]其影响将延续至冷战和后社会主义欧洲及其他地区。^[14]第四，也是最后一点，这最终也增加了我们对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另纪念碑”计划的认识，该计划由经典先锋派发起，并延伸到了新的、更接近我们时代的先锋派实践。通常认为，纪念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艺术中成了一种不可能的体裁，^[15]但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是，正如我们所见，“纪念碑”的形式和话语范围在20世纪中叶已经被经典先锋派所改变，这种改变在后来的先锋派中继续得到了发展。于是我需要说明一点：这篇文章绝不是要穷尽所有先锋派纪念碑的现象。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表明：构建一部先锋派纪念碑史具有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