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整合理论视角下农妇的国家观念生成逻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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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农村研究.2024年卷.第1辑》

出版日期：2024-03

字数： 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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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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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整合理论视角下农妇的国家观念生成逻辑研究

内容提要：现代国家演进意味着人口国民化，农妇是国家人口构成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农村妇女现代国家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节点。使用框架整合理论分析这一时期农妇与国家的互动，可以追寻农妇生成国家观念的逻辑：运动组织者通过扎根串联等框架搭桥形式推动农妇情绪池的形成；框架扩大经历“剥削框架—阶级框架—革命框架”的过程，政党借用土改机会将农妇认知与国家层面宏大的政治主题、政治话语、革命话语、国家话语等有机连接；通过框架延伸吸纳农妇成为政治力量参与运动之中，国家将土地所有权延伸至农妇，赋予农妇土地所有权，建立了国家与农妇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由此，农妇生成国家观念的逻辑是“赋权”，这不同于此前的责任型国家观念、劳动型国家观念、感恩型国家观念，可以称为赋权型国家观念。赋权型国家观念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权利观、妇女解放观的理论支持。

国家的国民是由男性与女性构成，在农村就是农夫与农妇，而农妇长期处于无政治状态，国家与农妇之间的联系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从2015年开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开启新版中国农村调查，截至2020年末，共对2100多位80岁以上农村妇女进行了深度口述史访谈。从这些深度访谈资料中发现，在大部分普通农村妇女的记忆中，国家观念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生成的。^[1]但是，我们的国家形态^[2]一直存在，为什么农妇的国家观念不是之前形成的，仅仅以新中国的成立时间作为解释也不尽如人意。那么，为什么农妇的国家观念生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农妇公民身份的获得与现代国家建构。

一文献梳理

国家观念回答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安德森眼里我们是共存于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中，是社会建构的结果^[3]。中国的历史文化表明，历代王朝只塑造了国家形态，并未构建民众的国家观念。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4]，国人有家族观念无国家观念。梁启超将国家概念引入中国后，国家观念才逐渐在国人的思想中形成。农民是国家人口的主体，农妇约占农民的一半，直接影响国家观念建构的成败。既有文献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责任型国家观念

责任型国家观念建构的依据是国民责任义务论，作为国家公民应该履行相应的责任。责任建构路径产生于近现代民族国家危急存亡的社会背景之下。在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中，“国民”身份与“国民”关系成为取代传统“臣民”关系的选择方案^[5]。女权主义者的方案是以承担妇女责任获取国民身份，如金天翮呼吁女子参与救国^[6]，女性在革命中尽到救国的责任，革命胜利后便能获得女权^[7]。宋少鹏认为，早期女权主义是遵循“同为国民、同担责任”的男性话语逻辑，以国家整体利益来发动女性的能动性^[8]，实质上是发挥妇女的工具性价值。妇女话语只能与民族国家的话语相结盟^[9]，联盟的结果就是妇女需要承担国民的责任。正如宋美龄所言，妇女“必须自愿地承担起她们应尽的国民责任。否则也要强迫她们那样地作”^[10]。唐剑彦、郭双林将女性描述为强种强国的“女国民”“女战士”，强调其尽国民责任，共赴国难的历史使命^[11]。女国民是人口国民化的过程，脱掉原有身份，赋予国民身份^[12]。在责任建构路径下，履行责任是前提，女国民身份获得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