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视野下的集市社会性功能变迁与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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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农村研究.2024年卷.第1辑》

出版日期：2024-03

字数： 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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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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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视野下的集市社会性功能变迁与治理研究

内容提要：传统集市是一个多功能的基层空间，也是城乡融合发展中重要的经济与社会衔接单元，如何妥善治理并使其融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成为需要讨论。既有集市研究对现代化变迁中的传统集市功能有“经济性功能增长、社会性功能衰弱”的主流认知，本文基于对广州若干圩市的田野调查，从区位、参与主体与互动内容等维度对集市社会性功能做出“中心社会性功能”与“边缘社会性功能”的进一步区分。现代化削弱了传统集市作为地方社会中心的社会性功能，但使其在城乡交界地带面向老年人、进城务工者、城郊小商户等城市化边缘人群的社会性功能凸显。应在发挥集市边缘社会性功能的基础上使其融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一导论：城乡融合视野下的集市功能再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基于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现状，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乡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城乡融合既要有经济体系的融合，还需有治理体系的融合，在具体实践中必须落实到城乡交界地带的空间治理之中。随着资源与人口的城乡流动加剧，城乡联系日益紧密，边界日益模糊，但边界区域由城乡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城乡融合的资源统筹单元是县域，县域之下也需要各类功能单元，以实现具体的经济与社会联结，集市（圩市）正是其中之一。中国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集市网络，仍然是理解中国城乡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

以广东省提出“美丽圩镇”建设为例，圩镇（又称墟镇、集镇、市镇）作为“乡镇”的地方性概念表达，更突出镇域的经济性内涵，而这一内涵的现实载体主要是镇域内的圩市（集市）、农贸市场。“美丽圩镇”建设是将“建有设施齐全的农贸市场或农产品集散中心”作为衡量圩镇建设的公共服务方面的标准。^[1]这就牵涉对集市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功能及其相关治理进行再认识的问题。随着市场业态的变化，大小商超等新零售终端的崛起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传统集市的生存空间正被不断挤压，但依然部分地活跃在中国城乡之间。从城乡融合视角出发，这些依然运转着的传统集市在城乡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功能发生了何种变迁？政府应如何开展相关建设与治理行动比较适宜？本文基于笔者所在机构所承接的广州市乡村振兴战略第三方评估项目对广州7个涉农城区“美丽圩镇”建设跟踪式评估与田野观察，主要从城乡基层治理角度对以上问题开展进一步探讨。

（二）文献回顾

传统集市不只具有经济功能的经济空间，更具有复合功能性的社会空间，国内外集市研究对此已开展相关讨论。卡尔·波兰尼较早提出，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市场制度虽然普遍存在，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附属性的，为己图利并非经济行动的基本动机。人类经济附属于社会关系之下，保障社会地位、权利及社会资产才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目的。支配早期市场活动的主要是社会关系中的“互惠”与“再分配”原则而非市场交换机制，这与早期分散的共同体、集中的专制社会形式相适应；即便进入市场机制扩张的现代社会，市场也并非自行发展而是有强大的国家政治为其奠定基础，“市场同管制是共同成长的”^[2]。进言之，早期市场活动本身应认识为具有社会建构与治理功能。施坚雅亦指出，基层市场社区而非村庄才是中国社会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基本单元，地方的宗族网络血缘、权力网络都在以基层市场为焦点与边界的社区内编织，国家行政力量进入并控制基层社会也需要经过基层市场共同体。^[3]但与波兰尼有所区别的是，在施氏的中国传统市场经济体系中，农民的市场行为与需求摆在基层社会结构形塑的首要位置，其他（社会性）因素被视为是衍生性和次要的，这样的观点遭到诸多学者的质疑与批评。如王铭铭质疑施坚雅理论从西方经济理性人概念出发分析传统中国的适用性，中国的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互惠场所、夸富宴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络、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的展示的舞台，集市的设立与运转是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4]；徐京波指出，集市既有根据价值规律定出价格的市场性，又有嵌入于乡村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社会性，在不同集市类型与不同历史阶段中性质表现有不同侧重。^[5]不管是经济性功能作为社会性功能的一部分的实质主义取向，还是社会性功能依附于经济性功能而发挥的形式主义取向，“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张力与统一都成为分析集市复合空间性质与功能的经典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