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权利”思想的三重变异

章节信息目录

作者：

所属图书：《中国思想史研究.2023年.第1辑》

出版日期：2023-11

字数： 11609

所属分类：

关键词：

换肤

字号

小中大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当前显示为试读部分，购买后可阅读全文×

梁启超“权利”思想的三重变异

摘要：梁启超对于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传播贡献巨大，然而梁氏之论与西欧经典的“权利”观念并不相同，而是出现了三重变异，即将权利和权力等同视之，忽视了权利的应然层面，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这三重变异具有内在逻辑性：权利具有“应然”之义，可现实世界却多是弱肉强食。在这种环境中实现权利，需要更加重视群体，更加强调个体对于群体的义务。梁氏按照这种逻辑谈论权利，忽视了权利的应然层面，忽视了自然权利观念的历史意义；以群体权利之名，批判皇帝这一个体，同时也让群体权利凌驾于个体权利之上；强调义务的重要，把义务大小作为权利大小的依据，违背了权利平等的本义，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梁氏“权利”思想的三重变异，既与当时严酷的国际环境有关，也与传统儒学的影响有关。这些变异并不利于“权利”观念在中国扎根生长，需要深入反思。

“权利”观念在近代西欧的发展史上作用巨大。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个体慢慢走向独立自由。有了独立自由的个体，以及个体赖以交往的现代契约关系，才能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划时代事件，都是“权利”观念和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理性回归”和“权利宣言”等影响深远的词汇，无不与人的“权利”观念密切相关。^[1]

“权利”观念在西欧文化中源远流长。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缺少“权利”观念。^[2]直到西方势力东来之后，这种观念才在中国发荣滋长，传播开来。^[3]在“权利”观念的传播过程中，中国近代启蒙巨子梁启超厥功甚伟。然而梁氏的“权利”思想，与西欧并不相同，而是发生了三重变异，即将权利和权力等同视之，忽视了权利的应然层面，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这三重变异具有内在逻辑性：权利具有“应然”之义，可在现实世界中，大欺小，强凌弱，触目皆是。面对弱肉强食的环境，人们首先需要增强群体实力，才有可能实现权利。因此，梁氏在谈论权利时，更加重视群体，更加强调个体对于群体的义务。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思路可以理解。但是，上述变异毕竟不利于“权利”观念在中国扎根生长，需要深入反思。

一从权利到权力：梁启超权利思想的转变

西欧中世纪的“权利”观念，主要包括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两个概念。自然权利的依据是自然法，法定权利的依据是实定法。自然法表示一种对于公正或正义秩序的信念，属于应然世界。实定法是国家立法机构编订的法律。前者高于后者，是其渊源。实定法不断接受自然法的批评和检验，改变违背后者理念的不合理成分，使得自然权利不断落实成为法定权利，应然变为现实，这是西欧权利演变的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