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与张岱年关于“唯气论”哲学阐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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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思想史研究.2023年.第1辑》

出版日期：2023-11

字数： 1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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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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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与张岱年关于“唯气论”哲学阐释的分歧

摘要：关于清代学术的义理思想得失问题，晚近学界一向存在不同意见，后曾有学者提出“清代新义理学”之概念。此问题争议的成因，与牟宗三在1970年前后对清代学术的强烈批判意见颇有关联，而追溯牟宗三观点的形成，其很可能系针对张岱年的中国古典气论哲学的阐释而有意立异。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及早年诸文中提出，清代哲学接续张载，以“唯气论”为主，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新唯物论”开展之先声；牟宗三则通过对张载哲学体系的曲解否定儒学中“唯气论”一系的独立存在而提倡“唯心论”，其中隐含了文化意识形态取向层面的对立心态。这也是有关“清代新义理学”争议的早年形成背景。

关于清代学术的义理思想得失问题，晚近学界一向存在不同意见，在1993年前后，台湾地区学者张寿安等率先提出了“清代新义理学”（亦称“乾嘉新义理学”）之概念，这主要是针对以往学界多认为清代乾嘉汉学有考据而无义理、有学术而无思想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学界以往的普遍观念中，所谓“义理”几乎专属宋明理学，而与清代考据学无缘，因此强调清代学术中亦存在独立于宋明儒学的义理学系统。^[1]这一说法随即引发长久讨论，后在内地学界亦有响应，周积明、陈居渊等撰文支持此说的成立，并继有深入阐述。^[2]

实际上，回溯关于清代义理学问题的研究历史可知，在20世纪上半叶时，学界于乾嘉诸儒是否有义理学的看法，本无原则性争议。以梁启超、胡适、钱穆的看法为代表，梁、胡于清儒义理学的成就评价甚高，梁启超以清儒“‘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3]胡适则认为：“这时期的经学家渐渐倾向于哲学化了。凌廷堪、焦循、阮元很可以代表这个倾向。”“从戴震到阮元是清朝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叫做‘新理学时期’。”^[4]钱穆虽然于清儒的义理学造诣评价不高，乃至认为“卑之无甚高论”，却也承认他们“求平恕，求解放，此乃乾、嘉诸儒之一般意见，而非东原个人的哲学理论也”^[5]。亦非无视其学的客观存在。彻底否定清学的义理思想价值的论断，以20世纪后半叶的牟宗三为典型，他在其代表作之一《从陆象山到刘蕺山》（1979）著中之断定，宋明儒学才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为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然“此学随明亡而亦亡。自此以后……中国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遭受重大之曲折，因而遂陷于劫运，直劫至今日而犹未已”。故其感喟：“是故自此以下，吾不欲观之矣。”^[6]并在《中国哲学十九讲》等多种作品中反复强调此意。兹后海外学界的情况，如郑吉雄所言：“诸种《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一类书籍，受到前述提倡宋明理学的观点的影响，凡涉及清代思想，总表达了种不太想讲、但又不得不讲的态度，因此这一类思想史论著中‘清代’的部分，普遍显得支离、片断，模糊不清。”^[7]这自然未必皆是直接受到牟宗三有关论断的影响，至少也代表了彼时较普遍的一种学术思想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