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冕宁县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前言

1982年5月27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渡口市成立“六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并先期对雅砻江下游的民族进行试点考察。笔者被分配参加凉山分组，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刘辉强、伍嘎、陈庆华和凉山州博物馆的龙西江等四同志，共同承担冕宁县里庄区联合公社藏族纳木依人的考察任务。笔者与龙西江同志先行至点，伍嘎、陈庆华与刘辉强三同志因别的任务，在我们至点数天后陆续到达。

由于笔者提前十余日返回单位，未能看到本组其余四同志的记录以及与他们共同分析访问中所得的全部资料，所以这份报告仅仅根据笔者不深入、不全面的考察记录整理而成。其中叙及的许多问题可能是不准确的，所提出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现在提供学会付印，一是想作为今后调查的线索提供给日后的考察者，二是想把它送回纳木依、拍木依群众中去检验，以使它的错误得到纠正，不足得到补充。在整理过程中，除客观地类编访问记录之外，还参考了手边极为有限的资料，对调查中讲到的问题提出粗浅的意见，这些看法是否得当，亦望得到研究和关心这个地区的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凉山分组的考察是在中共凉山州委、冕宁县委、里庄区委和联合公社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凉山州政协副主席穆文富同志（藏族）和州财政局副局长王东才同志（藏族）对这次考察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对冕宁藏族素有了解的冕宁县广播站的李云昆同志对我们给予了具体的帮助。磨房沟电厂党委书记邱木呷同志热情为我们解决遇到的困难。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杨光甸同志在笔者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提供了他在泸宁调查的极有价值的成果。联合公社的藏族同志陆睹阿若（汉名李阿若，46岁，木耳大队瓦厂生产队）、汉牛马章（55岁，核桃大队）、蓝光泽（47岁，木耳大队）、蓝成国（34岁，核桃大队）、王建平（38岁，木耳大队）、王明芳（36岁，核桃大队）、吉文平（23岁，木耳大队）、李文珍（22岁，木耳大队）和汉族袁登祥（34岁，木耳大队）等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其中陆睹阿若、汉牛马章、蓝光泽、蓝成国等同志是我们主要的访问对象。在完成这份材料的写作的时候，谨对上述同志致以衷心的谢意。

一 概况

联合公社位于川西南横断山脉锦屏山东部之侧坡，约为北纬28.2度、东经101.8度。雅砻江由北向南刻地而来。其东牦牛山高峰耸峙，江两岸悬崖峻峭，夹流对峙，由于极少冲积平地，沿江地带人烟稀少，许多地段仰而观之，仅见一线之天耳。

公社境内有四条自西向东注入雅砻江之大沟。南面之磨房沟及北面之大川毫沟水量较大。因流水由高山下行，侧坡被冲刷成若干大小之沟谷，形成分割之地形及山高坡陡之地势。雅砻江河谷低地的海拔1200米。西面锦屏山之手爬梁子、北面石罐山、拉姑山，海拔均在4400米以上。整个地区地形倾斜度为60°—70°。

联合公社东界里庄和里庄区的纳窝公社，南接盐源县之民胜公社，西连泸宁区的健美公社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的倮波公社，北靠泸宁区的南河公社。公社所属庄子、核桃、木耳、大川毫4个大队共计有17个生产队，共462户2917人，其中藏族有416人，其余为汉族和彝族。较大的堡子（即村子）有锣锅底、瓦厂、木耳、核桃、大川毫、施家、边朴和阿日。藏族分布于海拔3500米左右的瓦厂、木耳、核桃三个堡子。这些堡子皆分布于山梁台地之上。堡子至堡子均须翻爬陡坡。

山川的险阻和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使这个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不通车不通邮。境内道路均频踏所成，巨石深沟，一任自然，故无一不是羊肠曲径。境内有四条小路与境外相通，一是向南经民胜、西林、瓜别行六日至盐源。据说此路不畅，须翻爬悬岩，故行人不众。二是向东经松林坪渡雅砻江至里庄，再经木里、泽远至沙坝，或经纳窝、呷别（三合）至西昌，或从里庄北上经冉心沟、麦地，翻牦牛山而至冕宁，这是向外交通的一条主要路线。三是北经大川毫、木洛、南河、泸宁去九龙县，或去棉纱湾抵冕宁。四是向西经健美至木里藏族自治县之倮波。向东过雅砻江有两个渡口：一是麻哈渡，从松林坪下山可达；二是大川毫河渡，从大川毫堡子下山可达。均为小木船摆渡，船工来自藏、彝、汉三族。由于行人不多，江水湍急，候一次船往往得花半天时间。谚语说：“难过不过麻哈渡，花钱不少花时多。”新中国成立前摆渡一次之船费，为现在的两角至三角。藏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匹，而且以人背作为运输的主要支柱。境内至今没有形成专门之集市，新中国成立前盐巴等生活必需品，靠马帮运出花椒、兽皮、药材，从盐源、沙坝、里庄、冕宁、泸宁等地换回来。

由于海拔高低不同，境内气候殊异，雅砻江谷底台地，海拔1500米左右之地带，气候比较温和，可种稻谷；随着海拔之升高，气温乃逐渐下降，公社所在之锣锅底附近，海拔在2600米左右之半山腰地带，年平均气温比较低，已不能种稻；核桃、木耳、瓦厂等海拔在3000米至3500米之高山地带，气候寒冷，再往上为海拔在4000米以上之高原草场，那里的年平均气温更低，不能种植庄稼，是牦牛的牧场。公社的年平均降雨量为700厘米至1250厘米，分干、湿二季，湿季为6月至10月，其降雨量占全年的90%，其他7个月为干季，降雨量仅占全年雨量的10%。我们的考察，正值6月雨季，整个地区终日阴雨，雾气弥漫。

全公社有汉、彝、藏三个民族，各族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每一个民族都能操另外两个民族的语言，如当地的俗话所说：“每一个舌头都会讲三种话。”

语言隔阂之消除，是以相互间政治、经济、文化之密切联系为基础的，是历史上三族之间相互依存之结果。

雅砻江下游地区古时居住着邛、筰等许多部族、部落，秦始皇曾派“常頞略通五尺道”，在邛、筰地区“置吏”。《史记·司马相如传》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司马相如为西汉前期人，元光六年（前129年）奉命往邛都等地招抚“西夷”，所言秦时曾在此区设郡置吏，当系事实，这说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冕宁、里庄地区就加入了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王朝版图，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犁郡、冉嶲为汶山郡”。《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辖“县十五”，其中有台登县，为今之冕宁。而里庄、泸宁乃台登县属地。蜀汉、西晋仍置越嶲郡及台登县。南齐建“越嶲僚郡”。北周天和三年（568年），“开越嶲地于嶲城（今西昌）置严州”（《元和郡县志·嶲州》），复置台登县。天和五年（570年）又以“大将军郑恪帅师平越嶲，置西宁州”（《北周书·五帝纪》）。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西宁州为嶲州，台登县为嶲州所领。唐、初亦置嶲州，领台登、越嶲、邛郭、可泉、苏祁等六县。元明设罗罗斯宣慰司，今冕宁各地皆其所辖。明朝推行卫所制度，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于今冕宁置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清雍正六年（1728年）罢卫改置冕宁县，属宁远府（治今西昌）。清朝统治者在设政治统治机构的同时，广置兵营，营下设汛、塘，层层派兵驻守。如设在雅砻江西岸的有泸宁营、庙顶汛、接兴汛、木罗汛、靖安塘、纳安塘、磋多塘、打约塘、近兴塘、普鲁塘、约噶塘、长资塘。

自秦、汉以来历代治边，皆实行军民屯垦之政策。内地的汉族人民，大批地被移徙到边疆来，并不断融合到边疆少数民族中间去。不过，由于文献记载的缺略，对清代以前在雅砻江以西汉族与当地民族的融合，已不可具体得知，但对清代置兵营塘汛以来汉族因不同原因而流入此区的情况，则是有材料可供考察的。西南民族学院杨光甸同志近期在泸宁考察，遍录该区碑刻，于新兴公社鸡窝的雅砻江岩岸上，发现当地汉族宗姓之三座祖坟，其中之一（宗兴照墓）有碑文如下（杨光甸《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

据此墓志，宗兴照从江西落业鸡窝系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这是现今发现的汉族移民在清代进入此区的一个最早的碑刻。从联合公社的情况来看，这里不但有汉族聚居的堡子，还有在当地形成势力的汉族官僚地主高姓。今公社治所，即高家的院落。至新中国成立时高姓迁入已有五代，若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其迁入的时间约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高姓迁来之后，曾受到黑彝奴隶主的多次袭击，如1949年，当地黑彝奴隶主安树清、联合木里和盐源的黑彝陈树清、安绍武家，集合五百余人的兵力来攻打高家，高家依靠当地汉族、藏族的联合力量，并动用泸宁设制局的兵力，战斗一个多月，将其击退。

为什么汉族能够在雅砻江以西的藏族聚居区扎下根来呢？难道是像高家击退黑彝那样是靠武力征服的吗？不是，其首要原因是藏族和汉族在经济、文化上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汉族人民迁入这个偏僻的山区，给藏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藏族人民离不开他们。直到今天，情形仍然是这样。如在藏族聚居的木耳大队，有个汉族木工叫袁登祥，家有九人，从泸宁迁来已二十年，其中有两人会木工，一人会做篾活。袁登祥原准备到沙坝汉族地区上门（入赘），但当地的藏族、彝族群众不许走，正如他说：“他们不让我走，是需要我的手艺。我做木工二十年了，会盖房子和做各种现代的复杂的家具，而他们不会做。全公社只有我和和平村的王开全（汉族）能干木活，全公社藏族、彝族的复杂木活都是我们二人做。如果我去了沙坝，他们就恼火了。”其次是因为这个地区藏族的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水平比较高，早已建立了封建领主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经济制度的特点是，只把生产者附着于土地之上，而使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领主）进行奴役的农奴，不是像黑彝奴隶主那样，非把你变为奴隶（娃子）不可。只要你缴纳地租，承担领主规定的封建劳役，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特点和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不是像大凉山的奴隶主那样，非对你进行强迫同化不可。大渡河以南一带的“西蕃”早在宋朝时期就与汉族建立了封建性质的租佃关系。《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说：“淳熙七年（1180年）八月八日，枢密院编修官李嘉谋言……黎州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每汉人过河耕种其地，及其秋成，十归其一，谓之蕃租，土丁之耕蕃地者十有七八。”穆文富同志在介绍情况时说：“解放前汉族在我们藏族地区（指雅砻江以西之泸宁和锣锅底地区），都是藏族的佃户，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土地的，其所种之土地都是向藏族租的。”这不能不使我们吃惊，宋人李嘉谋所言的情况，竟还如此完整地保留在雅砻江西岸的“西番”（藏族）社会中。据杨光甸同志调查，泸宁区的帕打堡子，有三户姓邱的汉族，从贵州迁入已八代，先后在古鲁沟、羊房沟、帕打堡子租藏族土地耕种，都是藏族的佃户。又与洛居堡子相隔一条小沟的滥柴弯大队，系汉族聚居的大队，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胡正美说，胡家祖籍湖北麻城孝感青石板，迁来已有六代，在滥柴湾住的汉族最早的是胡家和赵家，后来又迁来杨家，全都是租藏族的地种，先是租尼玛卡两兄弟的，后是租麦里火扎的（见杨光甸《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这种租佃关系，无疑是宋代以来番汉之间的租佃关系的继续和发展。试想，如果不是藏族（西番）本身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汉、藏（西番）之间能建立租佃关系吗？若无这种租佃关系，汉族人民能在这里扎下根来吗？联合公社与泸宁地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差别，这两个地区的藏族都是亲戚、家门关系。故上述资料完全可以说明联合公社藏、汉族之间的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