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禪與文學》夢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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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夢幻與真如：佛教與中國文學論集》

出版日期：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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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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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與真如

一

關於宋代禪宗對詩歌的影響，學術界早已有深入的討論，但禪宗究竟如何通過影響士大夫階層的思想心態而對詩歌發生作用，以及士大夫的禪悦傾向究竟怎樣與其詩歌風格發生關係，則多未涉及。本文所要討論的是以蘇軾和黄庭堅爲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禪悦傾向的兩種類型，並分析其禪悦傾向與詩歌意象選擇之間的關係。

所謂“禪悦”，是指在參禪學佛的活動中得到心靈的愉悦。那麽，宋代那些以“文以載道”爲己任的士大夫爲何能在佛禪中得到愉悦呢？這可以從禪悦的倫理價值方面來探討。因爲無論是將個人存在的價值係於社會道德責任還是係於人的自然本性，最終要回答的都是人生的意義問題。大體説來，儒家思想把重點放在政治和道德實踐層次，屬於社會性的實踐；而禪宗卻把重點放在宗教解脱層次，屬於個人性的實踐。這就是宋人常説的“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區别。對於士大夫個人來説，儒釋思想各自解決不同層次的問題，相異而不相衝突。

北宋慶曆前後排佛諸公的失誤就在於混淆了不同層次的問題，因此不能擊中佛教的要害。李覯後來認識到這一點：“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有所主，舍浮圖何適哉！”（《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二八《答黄著作書》）尤其是禪宗所講的自心覺悟，從佛教一般的善惡果報的倫理思想逐漸轉變爲存在論意義上的對人生狀態的根本説明，這一點更爲傳統儒家思想所欠缺，“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倫理政治與個人存在的衝突，在南北朝之前往往通過儒道互補的方法解決，如漢初的黄老之學、魏晉的玄學；在南北朝以後，這種解決方法卻逐漸表現爲儒釋互補，如隋唐的佛學、兩宋的禪宗。從某種意義上説，佛禪比老莊更深刻地從存在論意義上揭示了人生狀態，因而更能解決個人生死解脱問題。

在宋代我們能看到一種奇怪的現象，即很多耽於禪悦的士大夫卻立朝剛正，政績彪炳，在政治上頗有建樹，如楊億、趙抃、王安石、蘇軾、黄庭堅、陳瓘、鄒浩、李綱、張九成等一大批人，似乎禪門的消極思想並未使他們忘懷國事或同流合污，這與魏晉時代那些清談誤國的玄學之士大爲不同。同時，在遭受政敵的打擊迫害時，這些參禪居士完全不同於唐代那些詩人悲怨無窮、牢騷滿腹，而是具有一種隨遇而安的曠達和超脱。只要將同貶嶺南的韓愈、柳宗元和蘇軾、黄庭堅相比較，就可知道這種差别。顯然，不能僅用“消極”“悲觀”這樣的字眼來評價禪宗對宋代士大夫的影響。如黄庭堅“雖白刃在前，一色元祐”（見吳坰《五總志》），面對迫害，有一種審美式的視死如歸，這與他“照破死生之根”的禪學修養有很大關係。對於黄庭堅這類士大夫來説，禪學已有一種肯定人生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