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伪廷幽影录
说明:《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写实》,是汉奸罗君强写的回忆材料。
罗君强,名光治,别号庸生、竹候、健行。一九〇二年五月生于湖北竹山县。一九三七年八月,罗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少将秘书兼总务组组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四组上校秘书。一九三八年一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秘书长,仍设办公厅,罗任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并兼任艺文研究会秘书及总务组主任干事,同年十二月被免去职务。一九三九年三月,罗君强由重庆经昆明往香港,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
一九二六年开始,罗君强与周佛海过从甚密,以后遂成为周的亲信。当他投入汪精卫汉奸集团之后,不遗余力地进行降日卖国活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重要成员。他参与汪精卫召集的伪国民党“六大”及汪伪政权的筹备活动,被任命为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伪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政训处处长兼党务特派员。汪伪政权成立后,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中央税警学校校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伪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重要职务。
罗君强在党的教育改造政策的感召下,对汪精卫汉奸集团及汪伪政权存在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自己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卖国贼的罪行,也有所悔悟,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逐步将其亲身参加、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予以追述。但是,由于罗君强晚期一直患病,并于一九六九年病故,预定的写作计划,未能全部完成。
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罪行,及其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勾当,并为历史工作者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及汪伪政权罪恶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上海市监狱办公室提供了这份回忆,今略加整理刊出。本文若干标题及注释为编者所加,个别段落作了删节,个别文字作了润色。
整理者 蔡德金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与汪精卫
蒋介石在沈阳事变日寇大举侵华,东北四省相继陷落之后,仍然高叫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逢着纪念日期,虽在文告中略提一句把〔要〕收复失地的表面文章,思想上惟求苟全,连华北也不过只求不换旗帜,树立半傀儡政权,亦所欣然。淞沪抗日战役之停战协定,长城战役后之何梅协定,那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卖国契约。在东北沦陷,张学良出国之后,蒋介石(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行政院院长)同谋共计,先后派遣日本人公认的“和日派”首要何应钦,赴华北任北平军分会主任,再派蒋介石最亲信的盟兄黄郛,去当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搞出了一个上述的何应钦、梅津协定,满足了日方一时的要求,使华北“特殊化”,国民党势力完全退出华北。黄郛承蒋之命,办好了华北对伪满的通车、通邮工作。
一九三五年冬,汪精卫遇刺受伤出国就医[1]之后,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任命其盟弟张群为外交部长(在辛亥革命沪军都督府时期,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仿桃园三结义,拜为盟兄弟,蒋是老三。其后陈其美被袁世凯遣人暗杀,张群补缺,仍为三兄弟,是为老四)。
张群受命与日本驻京大使川越茂秘密谈判了一个很长时期。蒋介石渴望中日问題能够和平解决,后以日本条件过苛而无法妥协。西安“双十二”事变时期,汪精卫急遽归国[2]。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回宁后,蒋、汪再度合作,蒋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仍注全力于“反共”。那时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是张群,他是杨永泰死后的政学系主脑,也是以“知日派”闻名的。
二、庐山谈话会
一九三七年(七月),蒋、汪想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知名之士”,见见面谈谈心,以孤立中共,统一舆论,联名具柬,邀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从七月中旬起,拟分三期举行)。会上,蒋、汪并坐主位,张群任秘书长,曾仲鸣任秘书主任,我和陈方(现在台湾任总统府政务局长)任秘书,无其他组织及形式。发言是随便谈的,出席者当然是国民党人占多数。我大约记得参加的人如下:张君劢、曾琦、胡适、张伯苓、陈立夫、萨孟武、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陶希圣、张肖梅、洪深、叶楚伧、高宗武……。蒋介石讲话,要求团结御侮。汪精卫表面显得情绪有点激昂。只有一位洪深义愤填膺地发言,使我当时为之一惊,现在记忆犹新。他最后说:“希望蒋、汪两先生不要学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口称抗战抗战!却把黄金带向英国去了!”我记得我那次和叶楚伧等从南京同轮赴九江的。七月八号船抵九江,叶楚伧在早餐桌上对我们说:“刚才接到电报,北方的战火已经燃起来了,芦沟桥的炮声已经响了。”大家为之愕然。第一次座谈会仍然开会,但是嗅不出一点战争气息,大人先生们个个都很笃定的样子。本来还想二次三次依期开下去,由于情势日见紧迫,蒋介石只好带着张群狼狈下山,回南京去了。
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澎湃,由于非嫡系军人头目,特别是桂系的主张抗战,更由于害怕中共方面将取得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内外交迫,蒋介石才不得不采取了实际拖战表面抗战的策略,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同时,也为了乘机更加扩大个人的战时权力,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式的包揽全国军政大权的统帅部,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张群为秘书长,好像是左丞右相。下设一至六及管理部等七个部。其中第二部是“政略”部,以亲信熊式辉兼部长,周佛海、陈布雷副之。据周佛海向我透露,这个部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问題的。第六部,部长陈立夫。戴笠、徐恩曾,军统中统两头目,分任该部第一、第二两组组长。把特务部门上升为“部”的阶级,这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虽然迫不得已在“八·一三”搞起了上海抗战,他心里还是和沈阳事变后希望国际联盟出来帮忙一样,希望搞成国际调停的局面。英国驻宁大使许阁森,本来想来尝试调停,不料许阁森坐着汽车往来沪宁公路时,虽然汽车顶上漆上了大幅英国米字旗,日军飞机看着这些汽车有些特殊,怀疑这是蒋介石借用英国国旗来掩护自己在战地巡视的诡计,无情地加以射击,许阁森受伤[3],调停的工作也不提了。
三、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
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员,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周佛海、陈布雷(蒋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陶希圣,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題。周佛海在一九三四年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建筑住宅时,即已特设了一间防空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住在他家里,认为比较安全。来客也较多,胡适之、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陈方、陶希圣、梅思平住在那里。胡适之曾替周佛海住宅題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熊式辉才警告周佛海,这样传扬出去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当时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
纳粹头子希特勒,为了自己的世界霸权之梦,他倒是真心不想中日两国兵连祸结的,他企图保全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将来好和他一起对付苏联,所以他命令驻宁大使陶德曼,向中日双方进行调停。周佛海等认为有机可乘,就向汪精卫,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和平之门不可闭的口号。
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各方主脑,在南京沦陷后陆续集结在武汉,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加紧进行。日方因为蒋介石拖延时日,最后限期答复。消息到汉,汪精卫、何应钦、陈布雷、孔祥熙(当时他当了行政院长)[4]等人,都已同意投降。蒋介石在河南开封附近,正在布置一个圈套,用开会名义捕捉韩复榘。张群首先用电话向蒋请示,汪精卫接着讲话。蒋介石已经说过“可以罢”,孔祥熙因为自己是行政院长,不甘寂寞,他拿着听筒说:“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讲”。孔的话照例是罗唆的,蒋听得不耐烦了,加以心中有事,就说你们详细打电报再说吧!这封机密电报追着蒋介石的专车,在电线杆上旅行,等到追上蒋介石时,日本认为限期已过,就悍然宣布今后中日问題不以蒋政权为对手,陶大使的调停就此告吹。汪精卫当汉奸后,曾发表一本单行小册叫做《举一个例》,就是追述在汉口时,国防会议讨论中日和平问題的经过,对于陶大使之调停不成,其词大有憾焉!
四、高宗武秘密赴日
德国调停虽成过去,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仍然鼓动汪向蒋进言,和平之门还是不可闭。蒋介石遇事首鼠两端,惯于骑两头马,深中下怀,遂定下密派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赴东京试探和平之阴谋。蒋介石背着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派遣这样一个密使潜赴敌都,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我那时本职是行政院简任秘长,兼任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长,再兼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长由该室副主任周佛海兼任)。陈布雷命我设法为高宗武取得一个军用证明书,目的在避免出国入境时的检查。我私自填了军用出差证明书给高,随便写上“高特派员宗武”的头衔,因为非军职人员是不能持用的。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六千元(约美金二千元)。陈布雷又命我持蒋介石之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须经过中央银行才能寄出外汇,我又只得以军委会办公厅名义,致函中行按月寄款
高宗武去了两月左右,从东京经香港回汉口,陈布雷又命我妥慎前往机场迎接高宗武,到场,张群也在那里。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着行箱(这样特务不能检查),送他上车。高、张同车前往陈布雷处。高带回日本所提条件内容,我不得而知。蒋介石心切投降,他又害怕中共和人民,同时,大约日方条件过苛,使蒋无法公开接受。
高宗武住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待命,蒋介石既不叫他再去,也不表示不必再去。周佛海、陶希圣再怂恿汪精卫,密商陈布雷,通知高再往香港待命。陈布雷想,活动费既然未停,就说明高宗武任务尚未完结,叫他再往,也不算错,就让高再飞香港。过了多天,蒋介石佯问陈布雷,高宗武现在何处?陈说高已再往香港,蒋亦不加可否。
当年七月,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忽然看到军委会办公厅请为高特派员汇款文件,醋劲大发,居然向蒋提出质问:您派高司长赴国外,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情?大掼纱帽。蒋只好耍无赖。矢口否认他曾派高外出,孔祥熙悻悻而退。蒋介石盛怒之下,写手条问军需署,得宗武月款是何人经手领去?军需署核实签复。蒋介石又责备我,为何这样小事弄得中央银行的人全知道了?我虽然晓得派高是一件机密事情,我哪里会晓得蒋、孔姨夫之亲,又是堂堂行政院长,怎么会不让他晓得这件事呢?
事后,周佛海和我谈及,当高宗武奉派赴日后,外交部长王宠惠,曾密问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蒋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港患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在不在汉口吗?”王宠惠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不敢再问。周佛海说,蒋介石曾一再告诫他,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蒋介石小朝廷这样神秘诡诈的政治,只能说是特务政治也。蒋介石一气之下,同时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费,命高即回汉口,以图掩饰。高宗武因别有怀抱,抗不从命。
高宗武几个月间,因往来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已和日本陆军特务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两人均系日本头号特务土肥原贤二大将的部属,以陆军武官名义在华活动),发生了密切联系。高宗武回汉口时,周佛海、陶希圣得知有此路子,就和高密议,万一蒋介石不能投降日本,就循此道路把汪精卫捧起来另搞一套;对日本来说亦极有利,所以高要急回上海、香港,进行新把戏,对蒋即不加理会了。
五、汪精卫逃往河内
周佛海、陶希圣极力鼓动汪精卫出来“跳火坑”,勾串汪妻陈壁君来作内应。汪精卫对于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当然也是暗骂中共八路军的。他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有朝一日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周、陶旧友梅思平,从汉口奔丧回浙江,丧事完毕到上海,不想再返重庆。梅、高本是温州同乡,往来素密。梅思平、高宗武居然以汪精卫代表名义,和日方特务影佐、今井两人订下秘密协定,决定日方将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他建立反蒋介石反共产党的新政权,而进行中日媾和。其步骤是由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个对中国招降的重要书面声明。汪等设法秘密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到达国外某地,发电响应近卫主张,对日停战投降,进而商谈和平。
一九三八年十月,梅思平携此密件回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而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陈大喜过望。据周佛海说,汪精卫在家设宴招待梅思平,为他饯行。走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返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走后,汪、周、陶还有曾仲鸣,忙于乘间设法脱离重庆势力范围,而逃往国外,陈璧君则为这几个人的出走秘密造成条件,便利通行。
当时周佛海的最高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正式部长是汪派的顾孟余,长居香港),陶希圣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周、陶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最后会于昆明。汪精卫也乘蒋介石到湖南南岳开军事会议之际,宣称飞赴各地作抗战讲演,先到成都,后到昆明。汪精卫由重庆飞出的坐机票,是改组派分子、当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替他密购的。特务事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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