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廷幽影录

说明：《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写实》，是汉奸罗君强写的回忆材料。

罗君强，名光治，别号庸生、竹候、健行。一九〇二年五月生于湖北竹山县。一九三七年八月，罗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少将秘书兼总务组组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四组上校秘书。一九三八年一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秘书长，仍设办公厅，罗任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并兼任艺文研究会秘书及总务组主任干事，同年十二月被免去职务。一九三九年三月，罗君强由重庆经昆明往香港，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

一九二六年开始，罗君强与周佛海过从甚密，以后遂成为周的亲信。当他投入汪精卫汉奸集团之后，不遗余力地进行降日卖国活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重要成员。他参与汪精卫召集的伪国民党“六大”及汪伪政权的筹备活动，被任命为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伪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政训处处长兼党务特派员。汪伪政权成立后，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中央税警学校校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伪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伪安徽省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重要职务。

罗君强在党的教育改造政策的感召下，对汪精卫汉奸集团及汪伪政权存在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对自己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卖国贼的罪行，也有所悔悟，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逐步将其亲身参加、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予以追述。但是，由于罗君强晚期一直患病，并于一九六九年病故，预定的写作计划，未能全部完成。

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罪行，及其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勾当，并为历史工作者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及汪伪政权罪恶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上海市监狱办公室提供了这份回忆，今略加整理刊出。本文若干标题及注释为编者所加，个别段落作了删节，个别文字作了润色。

整理者 蔡德金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与汪精卫

蒋介石在沈阳事变日寇大举侵华，东北四省相继陷落之后，仍然高叫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逢着纪念日期，虽在文告中略提一句把〔要〕收复失地的表面文章，思想上惟求苟全，连华北也不过只求不换旗帜，树立半傀儡政权，亦所欣然。淞沪抗日战役之停战协定，长城战役后之何梅协定，那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卖国契约。在东北沦陷，张学良出国之后，蒋介石（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行政院院长）同谋共计，先后派遣日本人公认的“和日派”首要何应钦，赴华北任北平军分会主任，再派蒋介石最亲信的盟兄黄郛，去当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搞出了一个上述的何应钦、梅津协定，满足了日方一时的要求，使华北“特殊化”，国民党势力完全退出华北。黄郛承蒋之命，办好了华北对伪满的通车、通邮工作。

一九三五年冬，汪精卫遇刺受伤出国就医^[1]之后，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任命其盟弟张群为外交部长（在辛亥革命沪军都督府时期，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仿桃园三结义，拜为盟兄弟，蒋是老三。其后陈其美被袁世凯遣人暗杀，张群补缺，仍为三兄弟，是为老四）。

张群受命与日本驻京大使川越茂秘密谈判了一个很长时期。蒋介石渴望中日问題能够和平解决，后以日本条件过苛而无法妥协。西安“双十二”事变时期，汪精卫急遽归国^[2]。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回宁后，蒋、汪再度合作，蒋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仍注全力于“反共”。那时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是张群，他是杨永泰死后的政学系主脑，也是以“知日派”闻名的。

二、庐山谈话会

一九三七年（七月），蒋、汪想拉拢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以外的全国“知名之士”，见见面谈谈心，以孤立中共，统一舆论，联名具柬，邀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从七月中旬起，拟分三期举行）。会上，蒋、汪并坐主位，张群任秘书长，曾仲鸣任秘书主任，我和陈方（现在台湾任总统府政务局长）任秘书，无其他组织及形式。发言是随便谈的，出席者当然是国民党人占多数。我大约记得参加的人如下：张君劢、曾琦、胡适、张伯苓、陈立夫、萨孟武、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陶希圣、张肖梅、洪深、叶楚伧、高宗武……。蒋介石讲话，要求团结御侮。汪精卫表面显得情绪有点激昂。只有一位洪深义愤填膺地发言，使我当时为之一惊，现在记忆犹新。他最后说：“希望蒋、汪两先生不要学阿比西尼亚的皇帝，口称抗战抗战！却把黄金带向英国去了！”我记得我那次和叶楚伧等从南京同轮赴九江的。七月八号船抵九江，叶楚伧在早餐桌上对我们说：“刚才接到电报，北方的战火已经燃起来了，芦沟桥的炮声已经响了。”大家为之愕然。第一次座谈会仍然开会，但是嗅不出一点战争气息，大人先生们个个都很笃定的样子。本来还想二次三次依期开下去，由于情势日见紧迫，蒋介石只好带着张群狼狈下山，回南京去了。

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澎湃，由于非嫡系军人头目，特别是桂系的主张抗战，更由于害怕中共方面将取得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内外交迫，蒋介石才不得不采取了实际拖战表面抗战的策略，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同时，也为了乘机更加扩大个人的战时权力，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式的包揽全国军政大权的统帅部，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张群为秘书长，好像是左丞右相。下设一至六及管理部等七个部。其中第二部是“政略”部，以亲信熊式辉兼部长，周佛海、陈布雷副之。据周佛海向我透露，这个部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问題的。第六部，部长陈立夫。戴笠、徐恩曾，军统中统两头目，分任该部第一、第二两组组长。把特务部门上升为“部”的阶级，这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虽然迫不得已在“八·一三”搞起了上海抗战，他心里还是和沈阳事变后希望国际联盟出来帮忙一样，希望搞成国际调停的局面。英国驻宁大使许阁森，本来想来尝试调停，不料许阁森坐着汽车往来沪宁公路时，虽然汽车顶上漆上了大幅英国米字旗，日军飞机看着这些汽车有些特殊，怀疑这是蒋介石借用英国国旗来掩护自己在战地巡视的诡计，无情地加以射击，许阁森受伤^[3]，调停的工作也不提了。

三、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

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员，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周佛海、陈布雷（蒋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陶希圣，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題。周佛海在一九三四年于南京西流湾八号建筑住宅时，即已特设了一间防空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住在他家里，认为比较安全。来客也较多，胡适之、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陈方、陶希圣、梅思平住在那里。胡适之曾替周佛海住宅題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熊式辉才警告周佛海，这样传扬出去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当时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

纳粹头子希特勒，为了自己的世界霸权之梦，他倒是真心不想中日两国兵连祸结的，他企图保全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将来好和他一起对付苏联，所以他命令驻宁大使陶德曼，向中日双方进行调停。周佛海等认为有机可乘，就向汪精卫，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和平之门不可闭的口号。

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各方主脑，在南京沦陷后陆续集结在武汉，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加紧进行。日方因为蒋介石拖延时日，最后限期答复。消息到汉，汪精卫、何应钦、陈布雷、孔祥熙（当时他当了行政院长）^[4]等人，都已同意投降。蒋介石在河南开封附近，正在布置一个圈套，用开会名义捕捉韩复榘。张群首先用电话向蒋请示，汪精卫接着讲话。蒋介石已经说过“可以罢”，孔祥熙因为自己是行政院长，不甘寂寞，他拿着听筒说：“委员长，我还有几句话讲”。孔的话照例是罗唆的，蒋听得不耐烦了，加以心中有事，就说你们详细打电报再说吧！这封机密电报追着蒋介石的专车，在电线杆上旅行，等到追上蒋介石时，日本认为限期已过，就悍然宣布今后中日问題不以蒋政权为对手，陶大使的调停就此告吹。汪精卫当汉奸后，曾发表一本单行小册叫做《举一个例》，就是追述在汉口时，国防会议讨论中日和平问題的经过，对于陶大使之调停不成，其词大有憾焉！

四、高宗武秘密赴日

德国调停虽成过去，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仍然鼓动汪向蒋进言，和平之门还是不可闭。蒋介石遇事首鼠两端，惯于骑两头马，深中下怀，遂定下密派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赴东京试探和平之阴谋。蒋介石背着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派遣这样一个密使潜赴敌都，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我那时本职是行政院简任秘长，兼任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长，再兼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组长由该室副主任周佛海兼任）。陈布雷命我设法为高宗武取得一个军用证明书，目的在避免出国入境时的检查。我私自填了军用出差证明书给高，随便写上“高特派员宗武”的头衔，因为非军职人员是不能持用的。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六千元（约美金二千元）。陈布雷又命我持蒋介石之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当时统制外汇，一律须经过中央银行才能寄出外汇，我又只得以军委会办公厅名义，致函中行按月寄款

高宗武去了两月左右，从东京经香港回汉口，陈布雷又命我妥慎前往机场迎接高宗武，到场，张群也在那里。我接到高宗武，亲自为他提着行箱（这样特务不能检查），送他上车。高、张同车前往陈布雷处。高带回日本所提条件内容，我不得而知。蒋介石心切投降，他又害怕中共和人民，同时，大约日方条件过苛，使蒋无法公开接受。

高宗武住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待命，蒋介石既不叫他再去，也不表示不必再去。周佛海、陶希圣再怂恿汪精卫，密商陈布雷，通知高再往香港待命。陈布雷想，活动费既然未停，就说明高宗武任务尚未完结，叫他再往，也不算错，就让高再飞香港。过了多天，蒋介石佯问陈布雷，高宗武现在何处？陈说高已再往香港，蒋亦不加可否。

当年七月，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忽然看到军委会办公厅请为高特派员汇款文件，醋劲大发，居然向蒋提出质问：您派高司长赴国外，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情？大掼纱帽。蒋只好耍无赖。矢口否认他曾派高外出，孔祥熙悻悻而退。蒋介石盛怒之下，写手条问军需署，得宗武月款是何人经手领去？军需署核实签复。蒋介石又责备我，为何这样小事弄得中央银行的人全知道了？我虽然晓得派高是一件机密事情，我哪里会晓得蒋、孔姨夫之亲，又是堂堂行政院长，怎么会不让他晓得这件事呢？

事后，周佛海和我谈及，当高宗武奉派赴日后，外交部长王宠惠，曾密问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蒋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港患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在不在汉口吗？”王宠惠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不敢再问。周佛海说，蒋介石曾一再告诫他，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蒋介石小朝廷这样神秘诡诈的政治，只能说是特务政治也。蒋介石一气之下，同时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费，命高即回汉口，以图掩饰。高宗武因别有怀抱，抗不从命。

高宗武几个月间，因往来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已和日本陆军特务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两人均系日本头号特务土肥原贤二大将的部属，以陆军武官名义在华活动），发生了密切联系。高宗武回汉口时，周佛海、陶希圣得知有此路子，就和高密议，万一蒋介石不能投降日本，就循此道路把汪精卫捧起来另搞一套；对日本来说亦极有利，所以高要急回上海、香港，进行新把戏，对蒋即不加理会了。

五、汪精卫逃往河内

周佛海、陶希圣极力鼓动汪精卫出来“跳火坑”，勾串汪妻陈壁君来作内应。汪精卫对于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当然也是暗骂中共八路军的。他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如果有朝一日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周、陶旧友梅思平，从汉口奔丧回浙江，丧事完毕到上海，不想再返重庆。梅、高本是温州同乡，往来素密。梅思平、高宗武居然以汪精卫代表名义，和日方特务影佐、今井两人订下秘密协定，决定日方将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他建立反蒋介石反共产党的新政权，而进行中日媾和。其步骤是由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个对中国招降的重要书面声明。汪等设法秘密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到达国外某地，发电响应近卫主张，对日停战投降，进而商谈和平。

一九三八年十月，梅思平携此密件回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而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陈大喜过望。据周佛海说，汪精卫在家设宴招待梅思平，为他饯行。走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返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走后，汪、周、陶还有曾仲鸣，忙于乘间设法脱离重庆势力范围，而逃往国外，陈璧君则为这几个人的出走秘密造成条件，便利通行。

当时周佛海的最高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正式部长是汪派的顾孟余，长居香港），陶希圣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周、陶假名到各地宣传抗战，最后会于昆明。汪精卫也乘蒋介石到湖南南岳开军事会议之际，宣称飞赴各地作抗战讲演，先到成都，后到昆明。汪精卫由重庆飞出的坐机票，是改组派分子、当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替他密购的。特务事先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