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诗学的叙事与意识形态分析——从海登·怀特到詹姆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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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文本传播对话：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到跨文化传播》

出版日期：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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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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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诗学的叙事与意识形态分析——从海登·怀特到詹姆逊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习惯的那种静止的、结构的、进步的、宏大的历史观念越来越遭到质疑，学界开始强调多样的、随机的、相对的、能动的历史观念。在法国和美国等国家，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现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这种固定的历史研究模式，他们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们将此称之为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这就是历史诗学提出的背景。海登·怀特在1973年出版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是最早最集中阐述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史学理论的著作。所谓的元史学就是跳出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在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历史话语的本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等史学理论的总和。怀特的《元历史·导论》的副标题即为“历史诗学”，它表明任何历史都是一种历史哲学而任何历史哲学又都是一种历史诗学。历史诗学为海登·怀特首创，而杰姆逊又从叙事，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角度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

一历史的叙事化与叙事的历史化

在传统意义上，西方文学理论家认为历史讲实事，小说讲虚构。传统的历史诗学在史学与文学的叙述话语之间设定了一个不成文的相对界线：历史是“真实”之再现，而文学话语则以想象和虚构为基本特征；前者构成文学的“历史背景”或“语境”，后者则是前者的“前景”或“反映”；前者充当认知性的“知识”，后者则承担审美的或道德的“教化”。在这点上，詹姆逊和海登·怀特都打破传统观点，他们都把历史作为一种叙事。

在《元历史》（meta-history）中，怀特把历史学的解释划定为四种不同的比喻，着重探讨历史意识、历史表述的深层结构以及历史的学科价值问题，剖析历史文本背后的那个先于批评的“潜在深层结构”，即人们用来说明历史阐释之本质的认识范式，认为这个结构是“诗性的”和“语言的”（它因本质上属语言阐释而具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叙事性）。进而怀特在《话语转义论》（tropics of discourse）考察了编年纪事与故事、情节编排与比喻类型的关系，他不再将“转义”及“比喻”视为对某种历史编纂学风格的命名，而将之上升为历史话语的本性，认为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有着共同的虚构性质，“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1]。怀特承认历史是科学，是恰如其本然地叙述发生过的事，真实性、客观性是历史编纂最重要的要求，实录是其最基本的原则。但他认为历史又是艺术，历史的重心是人的行事及其所作所为，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都要阐明一个时间系列开始的局面怎样导致该时间系列终端的不同层面。讲故事的叙事体是历史学最基本的体例，因而与文学叙事一样共享着作为叙事形式的众多成规。尽管历史编纂者极其谨慎地把握历史话语，尽可能地符合客观与真实，但话语并不等于历史本身。怀特则认为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历史学家可以对其情节进行随意的编织，像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编织技巧所做的那样，“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以使其变成故事。这样，“多数历史片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2]他认同弗莱所说的，当一个历史家的规划达到一种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历史家的任务不应该只限于对事件作流水账式的罗列，或对某一个或数个特定事件的意义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研究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或是在众多孤立事件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或是从混乱而无条理的现象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所有这些活动都牵涉到观点的运用，情节的安排，人物的描写，是史家“以心同物”的结果，都有主观因素的介入。怀特的理论建构中，历史叙事由此赋予了“虚构的”或“隐喻的”特征。《比喻的现实主义》（figural realism）试图阐明比喻语言如何忠实地指涉现实，又何以比一般所说的直白习语或话语模式更具效果的问题，认为“直白语言与比喻语言之间的区别完全源自习俗惯例，因而应将这种区别联系于其所自出的社会政治语境来加以理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