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诗歌的“欧化”与“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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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文本传播对话：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到跨文化传播》

出版日期：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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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诗歌的“欧化”与“民族化”

戴望舒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开始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1932年后留学法国、西班牙。戴望舒1929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歌新的方向。现代派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从1929年戴望舒等主编的《新文艺》月刊、1932年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到1936年卞之琳等主编的《新诗》月刊七八年的历程。特别是《现代》杂志创办出版（1932年5月—1935年5月，共出34期），刊发了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林庚、吴奔星等近90位诗人的诗作，形成了以戴望舒为首的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诗潮，至1936年前后形成高潮，被人们称之为新诗的“成熟期”与“黄金时代”。30年代初，现代诗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戴望舒的诗集《望舒草》（1933）既借鉴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的表现方法又结合中国传统诗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稳健的现代派诗风，成为本时期沟通中西诗艺、寻找中外诗歌艺术融合点的最早实践者。

一戴望舒诗歌的欧洲渊源

在早期，戴望舒主要受到法国浪漫派的影响，他读过许多法国浪漫派作家的作品，如雨果的、夏多布里昂的、拉马丁的等。如戴望舒所言，“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的味道”。^[1]他译过夏多布里昂的《少女之香》，译过富于浪漫传奇色彩的法国古弹词。他对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法兰西文学的新纪元。由于戴望舒本身的感伤情绪，他更多地倾心于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等人作品中的那种感伤的色彩。这反映在他《旧锦囊》那一辑中的作品里。艾青在《望舒的诗》针对这些诗说，他像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对人生采取消极的、悲观的态度。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自怨自艾和无病呻吟。这种情绪与他那时所受的浪漫派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注重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但消极浪漫主义在情调上往往染上忧郁、感伤的色彩。注重抒情和情调的感伤性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影响戴望舒诗歌的主要因素。整个《旧锦囊》中，诗人集中表现自己内心的体验，表现自己悲凉的人生感受，呼应了拉马丁作品中忧郁、孤独的主题。戴望舒接受法国浪漫派影响的又一表现，那就是他采用了浪漫派诗人常用的直抒胸臆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像后来的象征主义诗人那样着重用象征物来暗示自己的情绪。在《旧锦囊》中，诗人的情绪大多是直接抒发出来的。这种直抒胸臆的方式不同于他后来在象征主义影响下写成的《雨巷》、《单恋者》等篇章时所用的象征、暗示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