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夏之辩到中西比较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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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文本传播对话：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到跨文化传播》

出版日期：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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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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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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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夷夏之辩到中西比较与对话

域外文学中所建构起来的异国形象，往往隐含着一个民族或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和对自身的认识与评价。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以及地理状况的改善，晚清域外游记的数量遽然增多，其基本功能也从增广天下见闻、备述异国风情，渐渐过渡到察考政俗制度，到五四时期西方形象的建构主体为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认识上升到文化层面，以期从文化方面革命，推动社会进步。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者对待西方的态度从夷夏之辩转变为中西文化比较，这些域外游记里所蕴含的观念形态转变，正昭示了国民思想启蒙的演变路径，使作品本身成为观照中国历史的特殊镜像。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有据可考的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到元则开始兴起。明朝中期，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扩展到了中国周边地区，在国人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前代不通中国”,“高鼻深目”、“争利而哄”的“佛朗机国”。从利玛窦东来到清廷禁教，一百多年中，只有西方人东来，鲜有中国人到欧洲，也没有任何一位精通欧洲文字的学者。清廷对这些所谓西夷采取的“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影响了知识界对于欧洲的全面了解，中国知识界长期认为西方只有天文、算学等“奇技淫巧”，至于道德教化则远逊中华。晚清到五四时期，情况则发生了逆转，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欧洲并开始中西比较，向西方学习。异国形象创造是一个借助他者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是对自我文化身份加以确认的一个过程。“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1]。中国域外文学中西方形象的变迁正好体现了中国知识者对本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并且这种自我思辨是以实现自我超越为终极追求的。

一晚清士大夫眼中的西方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有文字记载和得以流传的不多。清初最早有记录，且有一定影响的是《身见录》，它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而写成。书中作者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有不少影响。从而使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心存怀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商人谢清高游历欧洲后所著的《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书中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以及人民生活。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经历，一时广为流传。上述游记多为民间所著，而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则是自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之后逐渐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