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其艺术本貌”的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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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信、似、译：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版日期：2018-09

字数： 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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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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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还其艺术本貌”的莎剧翻译策略

莎士比亚作品最早以故事形式进入中国。1903年，上海达文社出版文言形式译本《澥外奇谭》，原文为英国作家兰姆姊弟的作品《莎士比亚故事集》，译本共包括10个故事。其后，又出现了林纾与人合作翻译的《吟边燕语》等译作，原本同为《莎士比亚故事集》。1911年，包天笑改编的四幕剧《女律师》（《威尼斯商人》）刊载于上海《女学生》年刊第二期，这是莎剧首次以剧本形式出现于中国。^[1]1921年，田汉译《哈孟雷特》，这是首个以完整剧本形式出现的白话译本，1924年田汉又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此后，莎剧译本不断出现，有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曹未风、曹禺、方平等多个译本，“四大悲剧”均有多个中文译本。那么，卞之琳为何要重新翻译“四大悲剧”呢？

孙大雨为其《黎琊王》译本所写“译者序言”中，描绘了早期莎剧翻译的情形：

译莎作的勇敢工程近来虽不无人试验过，但恕我率直，尽是些不知道事情何等样艰苦繁重的轻率企图，成绩也就可想而知。对于时下流行的英文尚且一窍不通的人，也仗了一本英汉字书翻译过，弄得错误百出，荒唐满纸。也有人因为自知不通文字，贪省便，抄捷径，竟从日文译本里重译了一两篇过来，以为其中尽有莎氏的真面目，——仿佛什么东西都得仰赖人家的渣滓似的。还有所谓专家者流，说是参考过一二种名注释本，自信坚而野心大，用了鸡零狗碎的就是较好的报章文字也不屑用的滥调，夹杂着并不太少的误译，将就补缀成书，源源问世；原作有气势富热情处，精微幽妙的境界，针锋相对的言辞，甚至诙谐与粗俗的所在，为了不大了解，自然照顾不到，风格则以简陋窘乏见长，韵文的形式据云缘于“演员并不咿呀吟诵，‘无韵诗’亦读若散文一般”，故一笔勾销。总之，抱着郑重的态度。想从情致、意境、见格、形式四方面都逼近原作的汉文莎译，像Schlegel和Tieck的德文译本那样的，我们还没有见过。^[2]

早期译本以故事形式、片段形式出现的译本，自然离莎士比亚诗体戏剧原貌相差甚远。田汉以其丰富的戏剧创作和舞台导演经验为基础翻译的两部莎剧，在语言表达等方面远胜前辈，但也有人指出其不足：“他的《哈姆雷特》译本可读性较高，但不幸的是，仍然不能用来上演。……这个译本也许对一个中国大学生有点帮助，但作为上演的本子则是很不济事的。”^[3]朱生豪的散文体译本，包括莎翁37部戏剧中的31部，“是中国莎剧翻译和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4]，也是迄今出版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译本。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内首套《莎士比亚全集》，便以朱生豪译本为基础进行增补、修订而成。梁实秋历时40载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采用带有一定格律的散文体形式。卞之琳对这些已有莎剧译本并不满意，认为这些译本改变了原文的素体诗形式。他评价朱生豪等人的散文体莎剧译本，认为这些译本“不是翻译而仅只是译意（paraphrase）”^[5]。

1985年，卞之琳在为《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所写的“译本说明”中，将自己的译本定位为“戏剧文学读物”^[6]。翌年，在《莎士比亚首先是莎士比亚——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随感》一文中提出：“莎士比亚剧本自应有层出不穷的中文新译本。……远不能以朱生豪译本或梁实秋译本以至其他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少量译本一统天下。译本也可以多色多样，齐头并进：一可以应舞台急需，出不同取舍和处理的演出本；二可以出完整而精益求精，相应符合原来韵味的散文译本；三可以出相应保持原貌的‘素体诗’译本，作为有较高要求的普通读物、有较高要求的专门参考资料。”^[7]不同风格的译本有不同的艺术价值，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而“保持原貌”的译本，是专门针对那些希望了解作品原貌、有较高阅读水平和能力的读者而翻译的，或作为学术研究的“专门参考资料”存在。换言之，原文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艺术品，译文同样应该成为精致的艺术品。这一定位，使他在翻译中异常谨慎，从底本选择、翻译策略、难点求证、风格选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