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第二节 追求艺术再现的莎剧翻译实践
如前所述,卞之琳的莎剧翻译思想,既与其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一脉相承,也与其莎学研究和莎剧翻译实践密切相关,尤其是莎剧翻译实践本身。为还原莎剧作为艺术性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卞氏在语言使用、诗体形式、意境再造等方面不断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四大悲剧”诗体译本,成为为数不多的保持原作特色的译本之一,对后来译者有很大的启迪。
一 “听得出谁是谁”——个性化语言再现
莎士比亚戏剧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精密有致的结构、深邃的人文思想,也在于其出色的语言艺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个个都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以《哈姆雷特》为例,作品中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善良而单纯的莪菲丽亚、阴险而故作庄严的克罗迪斯、糊涂而狡黠的波乐纽斯,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连剧中的掘墓人、戏子、守夜人等次要形象,也都刻画得十分出色。而且,这些人物形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境中,也表现不同。如哈姆雷特“发疯”前后的变化,克罗迪斯在不同场合的形态,都能证明这一点。“剧中人物,只要是说过话的,都不是僵化的概念,都是塑造得既不过火,又不拖泥带水,既有分寸,又能突出。”[1]莎翁成功刻画这些人物的秘诀,正在于其剧本中丰富多彩的语言。具体而言,除必要的导演词、说明性文字外,主要是人物口中说出的语言。卞之琳以《哈姆雷特》为例评价了剧中的语言艺术:“哈姆雷特,正和他的性格相符,在不同场合用出了最变化多端的语言……哈姆雷特之外,所有人物差不多都是一开口就使我们听得出谁是谁。不但在一个场合,而且在前后不同的场合,我们也听得出他们是谁,同时也听得出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2]“听得出谁是谁”正是卞之琳用朴素的语言对莎士比亚语言艺术的高度评价。而他自己在莎剧翻译中,也努力使译文再现原文的语言特色,使人物丰满、生动、形象。
例如,《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哈姆雷特的叔父、新国王克罗迪斯首次出场时的一段话:
朱生豪的散文体译本为:
虽然我们亲爱的王兄哈姆莱特新丧未久,我们的心里应当充满了悲痛,我们全国都应当表示一致的哀悼,可是我们凛于后死者责任的重大,不能不违情逆性,一方面固然要用适度的悲哀纪念他,一方面也要为自身的利害着想;所以,在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之下,让幸福和忧郁分据了我的两眼,殡葬的挽歌和结婚的笙乐同时并奏,用盛大的喜乐抵销沉重的不幸,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当今的王后,这一个多事之国的共同的统治者,结为夫妇;这一次婚姻事先曾经征求各位的意见,多承你们诚意的赞助,这是我必须向大家致谢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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