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译诗的要求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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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信、似、译：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版日期：2018-09

字数： 1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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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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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以译诗的要求来译”：卞之琳的散文、小说翻译观

2000年，卞之琳在为《卞之琳译文集》所撰“译者总序”中，交代了30年代初期从事文学翻译的体会：“我开始经常为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版译零星文字，主要就是英美及东西欧现代散文，都可称‘美文’的散文诗、散文小品、随笔、短篇小说，也译过维吉尼亚·伍尔孚（Virginia Woolf）的一篇评论文，……都是用我译诗的要求来译散文，不限于‘美文’”^[1]。在卞之琳看来，随笔、小说、小品文等广义的“散文”，同样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为了在译文中再选原作语言、形式、意境等方面的艺术价值，他提出以“译诗的要求来译”。

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高度重视文学翻译中的艺术性追求。在他看来，“诗歌是作为最集中、最精炼的一种文学样式，对语言艺术有特别严格的要求”^[2]。诚然，诗是一切文学形式中最高的语言艺术。一首优秀的诗，往往结构独特、语言简练、形象生动、音韵优美、情感动人、意境幽远。诗歌翻译，除传达原文的内容、风格外，更要再现原文的意境和韵味，而后者往往是难以捉摸、难以传达的。朱光潜认为：“诗是最精炼的情思表现于最精炼的语文，所以比其他种类文学较难了解。有些诗难在情思深微，境界迷离隐约，词藻艰深，典故冷僻，本事隐晦。但是我们一望而知其难，便知道要费一番苦心去摸索，不至把它轻易放过；费过一番苦心，总可以有豁然贯通的时候。真正‘难’的诗倒是表面看来很平淡无奇而实在有微言妙蕴的，我们略不经意，便滑了过去，犹如佛家所说的身怀珠玉，不知其为宝而去行乞一样。最大诗人的最大成就往往就在这种平淡无奇，不易令人经意处。”^[3]诗，无论晦涩还是明晰，都通过极具张力的语言，激发读者的想象。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绿”和“闹”，本来是两个很常见的词，一旦放到特定的语境中，便使人产生无限的美好遐想。诗的“炼词”“炼句”和意境营造，使诗歌翻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人们往往认为，相比其他文学文体而言，诗歌翻译要求最高因而是难完成的。文学翻译家高健认为：“诗却是不好译的——这已是百千年来一切曾经涉足此道的古今中外人士的一致结论。而译得好就更难。真的，译诗有时甚至比写诗还难。不少自己能写出不坏诗句的人，一旦提起笔来译他人的诗时，便会迅速意识到那将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难说一定便有把握将它译好。这也是一切过来人的共同感受。这里说诗不好译和诗不易译好当然是同散文或其他文体相比较而言。散文与其他文体的翻译当然也并不都那么容易。可说各有各的难处。但是译诗的难度却肯定要大得多，而成功的比例或可能性则要小得多（另外出版也特别困难）。与其说比较完美的散文译作还是不时可以觅到的话，真正成功的译诗则确乎是凤毛麟角，相当罕见。”^[4]英国学者巴斯内特也认为：在文学翻译领域，“围绕诗歌翻译问题，人们已开展了大量的工作，而他们花费在散文翻译问题上的时间少得多。有一种解释是诗歌拥有更高的地位。实际上，这种现象更可能源于一种广泛流传的错误认识，即相比诗歌而言小说的结构简单得多，因而后者更容易翻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