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对翻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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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信、似、译：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版日期：2018-09

字数： 1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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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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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创作对翻译的影响

卞之琳身兼作家和翻译家，他的翻译和创作活动几乎同时起步，且两者交错贯穿其文学生涯。外国文学翻译，对其创作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诗歌翻译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其创作活动，同样对其文学翻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曼仪称卞之琳“翻译和创作相长”^[1]，即指明了这种双向影响关系。

文学翻译既是一种阐释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译者为原作者代言，将原文的内容、风格、意境传达到译文中，成为文本的阐释者。此外，译者对原文的传达，不是简单的语言形式转换乃至文本内容的忠实传递。译者需要在充分理解原文思想内涵基础上，融会贯通，使译文具有原文的审美艺术功能和教育感化功能，翻译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因而，相对原文、原作者而言，译者是读者；相对译文、译文读者而言，译者又是作者。文学翻译的译者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其除语言能力外，还要具备审美鉴赏能力、艺术创造能力。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翻译家，“必须同时是作家。这不只是……就他与译本及其读者的关系而言，也指他的素质、修养、能力等等。文学翻译被公认为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从事这一艺术和文学再创造的人，他除了毋需像作家似的选取提炼素材、谋篇布局和进行构思以外，工作的性质应该说是与作者差不多的。……为了完成原著的再创造，使它包括‘审美意义’在内的种种意义都尽可能等值地重现于译本中，文学翻译家不只需要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笔力，还必须有作家一样对人生的体验、对艺术的敏感，必须具备较高的审美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甚至要求有文学家的气质和灵感。……著名诗人兼译诗家卞之琳教授要求他的弟子裘小龙在译诗之前先学写诗，那意思就是译诗者最好同时是诗人。由翻译家而作家，或由作家而翻译家，或同时兼而为之，是我们无数杰出的先辈走过的路”^[2]。卞之琳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型翻译家。其作家身份和写作经验，对他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原文选材、翻译策略等方面。

一注重所译作品的艺术价值

原文选材，即选择哪些文本进行翻译，反映了译者的翻译态度和目的。20世纪70年代兴起、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儿首先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将语言、文学、意识形态视为一个有机系统而不是各不相干的混合体。这一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对包括翻译在内的“文学”系统而言，“不能把‘文学’单单视为一组文本，或者一个由文本组成的集成体……或者一个形式库。文本的形式库只是文学的一部分表现型，其行为不能用本身的结构来解释，而只能在文学（多元）系统的层次上解释”^[3]。因此，包括原文选材在内的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文本研究本身，还要结合翻译活动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受多元系统理论影响，西方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文化转向”。美国学者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系统论述了翻译所受意识形态、赞助者、诗学等因素的影响。“翻译，当然是原文本的改写。不管意图如何，任何改写都反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进而操纵文学，使其在特定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履行其功能。”^[4]多元系统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将翻译从文本的狭隘世界中解放出来，将翻译活动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现代译学的发展。不过，这种过分强调语言外部因素的解构主义研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吕俊认为，“解构主义思潮一方面破除了语言逻各斯中心，否认了语言规律的决定沦作用，一方面也带来了对语言差异性、离散性、模糊性的强调，也在批判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使主体的个人意志过分张扬，结果带来了‘什么都行’的混乱局面，语言本身也成了无限衍义，不断延宕，意指永远得不到确证的结果”^[5]。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翻译活动既受意识形态、文化语境等外部因素影响，也与原文选择、译者意图、语言差异等内部因素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