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天舞干戚，猛志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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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梵净国学研究.第2辑》

出版日期：2019-04

字数： 1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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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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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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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必须看到，与古代众多士人一样，陶渊明有着强烈的功名情结。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就指出，陶渊明“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他是“极热烈极有豪气之人”，也是“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1]。李长之也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受有很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因而在他出仕乃是正常的，归来却是迫不得已的。”^[2]朱光潜也说：“假如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倾向比较大。”“他很有儒家的精神。”^[3]稍作统计也会发现，陶渊明诗文中征引儒家语汇颇多，仅《论语》中的话就引了三十七次之多，此外“固穷”有十一次，“明道”有六次，“行善”有五次，等等。因此，我们看到：陶渊明在采菊东篱、悠然南山之外，还有“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铮铮风骨，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的金刚怒目，更有着“固穷守节”的人格坚守。其外表静穆、洒脱，而内心却充满了对功名理想的强烈向往。他虽然时以“羲皇上人”自居，其实他的着眼点，还是在于他所生活的晋宋之交的社会现实，他归去来的选择、鸡鸣狗吠的田园、桃源世界以及晚年叹老嗟贫的絮絮诉说，都与他所处的现实、内心时刻萦绕的功名情结无由实现有着无法分开的联系。

或许有人认为，陶渊明是归田隐士，委运任化、崇尚自然是他的人生思想，采菊东篱下、种豆于南山是他的生活内容，至于其对功名的追求则是个次要问题，或是年轻时才有的阶段性问题，不值得深究。其实，功名却是他思想的底色，他一生的所思所念、行为出处都与功名情结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对于陶氏功名情结确有再探究的必要。众所周知，陶渊明生在一个仕宦之家，其曾祖是东晋王朝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陶侃，只是到了陶渊明这一支、这一代，“门衰祚薄”罢了。这种家世背景，以及从小所受的教育无疑使陶渊明很早、很深地接受了儒家事功的思想。具体到陶氏功名情结的内涵，《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叔孙豹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可以说是集中代表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的功名目标。具体到陶渊明身上，其所追求的功名也大体上属于这三种情形，即建功、树德、立言，而这三者几乎贯穿陶氏一生，是他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一建功：陶渊明对功业的想象和实践

关于少年时所接受的教育，陶渊明在《饮酒》其十六中就明确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自然是指儒家的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所以真德秀才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4]按，魏晋时期尽管儒学式微，但并不等于它失去了影响力，况且陶渊明家乡江州当时是儒家思想十分活跃的地方，先是范宣在此“以讲诵为业”，教授儒学。据《晋书·范宣传》载，当时谯国戴逵等人不远千里，闻风而至，跟他学习，“讽诵之声，有若齐鲁”，俨然成了一个小的洙泗世界。到了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范宁为豫章太守。他博通儒学，也“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5]。所以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才有这样的判断：“世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6]关于此期的儒学，有学者认为其演变为两方面形态，即作为统治哲学的儒学和作为政治理想追求的儒学，前者完全是为了维护已有的统治秩序，它强调的是“适应”，而后者就不是“适应”，而是要求“建立”，它更多的是积极进取，即对于人格理想的追求^[7]。就陶渊明来说，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有的，然以后者影响尤大。所以他的《读史述九章》中，有《屈贾》即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进德修业”一语出自《易·乾·文言》，进德指修养品行，锻炼情操；修业就是学习经典，增长学识。读六经就在于进德修业，而进德修业的目的是“将以及时”，为世所用，建功立业。这里陶渊明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以稷、契为功业的目标——其志向实在不低。后世杜甫也有诗云：“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不管陶渊明在实践上做到了哪一步，但至少在怀抱和志向上，是足以和老杜相媲美的。陶渊明这首诗虽是歌咏屈原、贾谊，但既然是采取歌颂的态度，也就体现了他自己的建立伟大功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