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试论

托玛斯·史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现代英美诗歌中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个极有影响的现代派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早在三十年代，我国已有他代表作《荒原》的译文，但总的说来，我们对他的评介和研究还是初步的，不足的。

一

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艾略特的祖父在那里创建了华盛顿大学。艾略特的父亲是个殷实的商人，母亲夏绿蒂·史特恩斯也来自新英格兰的名门；艾略特是他们第七个孩子。

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艾略特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诗篇不时闪烁着孩提时代的记忆。他家在马萨诸塞州有一座避暑的别墅；临海眺望，风光迷人，难忘的景色后来就溶进了他的诗行：“从宽敞的窗户通向花岗岩的海洋/白色的船帆依然飞向海的远方，海的远方/不能折断的翅膀。”自然，诗更是象征性的。

还在中学时代，艾略特就悄悄练着写诗。他早年的一些诗，六十年代末才在《诗和戏剧全集》中发表，诗的浪漫派色彩十分显目。

一九〇六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专修哲学。他的兴趣很广，除哲学外，还选学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中世纪历史、比较文学，甚至东方哲学和宗教等。大学时期，他的导师中有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欧文·巴比特和美学家桑塔扬那。接着是研究生课程。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他去法国巴黎大学学哲学和文学。同年十月，他回到哈佛，潜心研究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著作。一九一四年，他以客座研究员资格去德国，不久赴英国牛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经验和知识的目的：布拉德雷的哲学》，论文完成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艇对海上船只滥施袭击，他不能回美国参加论文答辩而作罢。

一直到了六十年代，他那篇论文作为一位著名诗人的小古董，才得以印行。然而布拉德雷的一系列哲学著作确实对艾略特的诗创作起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关于浪漫主义的论述。按照布拉德雷的观点，人（个性）只是不完美性和幻象的堆砌，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事物的形式，缺乏统一；而人的心灵间互相隔阂，思维和存在并不一致。这与浪漫主义传统中诗人作为认识一切的先知的概念，以及人有无穷的“可完善性”等概念是截然相反的。

艾略特在攻读哲学的岁月里，仍进行着诗创作。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艾略特阅读阿瑟·赛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接触到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者儒尔·拉福格（1861—1915）的作品。拉福格的作品给了艾略特猛烈的冲击，“导致了他与维多利亚时代英美诗歌的文质彬彬的传统彻底决裂。”^[1]

一九一四年九月，艾略特在伦敦与当时已成名的庞德第一次相遇。翌年，庞德以《诗刊》海外编委的身份力争，坚持要在现代诗的这一主要阵地上发表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后又陆续发表了收入一九一七年《诗选》的其他几首诗。

这期间艾略特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使他的诗创作也起了些变化。一九一五年，他和英国姑娘维芬·海渥特结婚。维芬聪颖、活泼，是艾略特最早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之一，但她的体质娇弱，经常苦于神经衰弱。艾略特羁留在英国，只能在一个中学任教，每年的薪金仅为一百四十镑，因此极其焦虑。“我常常感到《情歌》是我的天鹅之歌，但我从不对人提，因为维芬十分渴望我能写出一篇可与《情歌》媲美的诗，而我如果做不到，她会万分失望的……从某种角度看，这一年充满了人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恶梦般的焦虑。”^[2]一九一七年，艾略特转入罗厄茨银行工作；同年加入《利己主义者》杂志编辑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渐渐暴露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给艾略特精神世界涂上更悲观和怀疑的色彩。“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都被这场巨大的悲剧所吞没，人们几乎不再有什么个人经验或情感了，”艾略特在一封信里这样写着。一九一九年，艾略特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子《圣林》出版。然而，艾略特的经济状况依然不见改善，庞德和美国的一名著名的艺术资助者约翰·奎因曾筹划秘密地给艾略特一笔款子，使他能专心致志创作，但事未成。到了一九二一年，维芬的神经疾病愈发加剧，他自己身心交瘁，也面临着一次精神崩溃，只得去瑞士一家疗养院。就在疗养院里，艾略特创作了《荒原》的大部分。出院后，艾略特把《荒原》的初稿交给庞德。庞德以惊人的直觉为这首长诗作了修改，删去了一半多的内容，使其得以定型。（出于对奎因的感激，艾略特曾送给他《荒原》的手稿，奎因病逝后，手稿下落不明，长时间成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谜，到艾略特去世后手稿才重见天日。）《荒原》问世，产生巨大反响，建立了艾略特在现代派诗歌中的地位。同年，他出任《准则》杂志主编，撰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

《荒原》是反映诗人这个时期精神危机的代表作，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幻灭。不过，艾略特自己又说过一些“拆台”的话：“（荒原）仅是个人的，完全无足轻重的，对生活不满的发泄。”^[3]西方不少评论家近年来掀起了一阵重新探讨《荒原》个人化色彩的高潮。《荒原》的如何评价是一回事，可艾略特确实是走入了他自己精神生活中的“荒原”。《空心人》（1924）更充满了悲观和虚无主义色彩。然而，象艾略特这样敏感的知识分子，显然又不能对生活一味绝望或幻灭就告了事，他总是要寻找一条“出路”的，或早或晚他得对社会采取某一种肯定的态度。于是他的探索到了一个转折点——致命的转折点。一九二七年他加入了英国天主教国教，并改入英国籍。一九三〇年发表的《灰星期三》，是首宗教色彩很浓的诗，标志着他诗创作的一个新阶段。在《兰斯劳特安特罗斯》的序言里，艾略特公开声称：“政治上，我是个保皇党；宗教上，我是英国教徒；文学上，我是个古典主义者。”艾略特的皈依宗教，需要作些具体分析，不过宗教思想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却是毫无疑义的。三十年代后，他在诗坛的地位已确立。一九三四年他写了《岩石》的合唱诗、论文集子《追随奇特的众神》，同年开始创作的《四个四重奏》，到一九四三年才告完成。《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晚期诗中的代表作，风格与早期诗迥异，反映他“成熟了”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