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国行会的历史与特征

一 行会的形成与演变

（一）西方行会的形成与演变

1.形成

行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主流观点认为，行会的雏形为商业性并具管理职能的商业社团组织。它的形成，以独立商人和手工业者出现并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为前提。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亚的亚述和北非的埃及就有较为发达的商业，并出现了自由的职业商人。^[1]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为了共同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彼此缔结了“等权协定”（Isopoliteia）和“商业条约”（Symbolon），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类似于今天进行商事仲裁，以解决不同城市之间商业和贸易纠纷的仲裁组织，这些仲裁组织具有维护商人权益的协调功能，是后来行业协会和商事仲裁最为初级的形式。^[2]古罗马时期，逐渐出现了相当于后来的商人和手工业社团的行业联谊会（Sodalitas）与采矿、盐业、航运等营利性团体，此种社团兼具有行业协调和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双重职能。

至中世纪中期，特别是公元9、10世纪，欧洲封建社会自给自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解体，以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壮大，一大批或为地方市场交易需要、或主要经营特种专业产品或商品、或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城市，得以大量出现。在这些新兴城市中，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封建领主与自由商人、不同行业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也逐渐激烈了起来。与此同时，不断从封建领地逃出并涌入到这些新兴城市的农奴，也对城市中的既得利益阶层——商人与手工业者构成了巨大的竞争与挑战。因此，城市商人与手工业者作为自由市民在与封建领主进行斗争以争取城市独立与自治的同时，为有效地对付封建势力的侵犯，为保护既得利益和所掌握手艺免受逃亡农奴的竞争，更为了捍卫同行业者在公共场所的共同利益不受外人侵害，一种新型的、最初以城市内部本行业手工业者为主要成员共同建立起来的本行业的特殊联盟——行会（Corpoartio or Colleguim）得以出现。^[3]就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那样：“在城市中和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的是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这里的财产主要是各个人的劳动。联合起来反对勾结在一起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共同市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的这一切产生了行会。”^[4]

2.演变

西欧各国行会就其组织形式而言，大致经历了商人行会、手工业行会和公会三个发展阶段。^[5]其中商人行会出现最早，如1050年尼德兰圣奥梅尔的商人、1060年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在乌德勒支、1087至1107年伯弗特市的商人均建立了比较大的商人行会。^[6]13世纪时，大部分英格兰城市都已建立了手工业行会组织。行会的全权成员为每个作坊的作坊主——匠师，其基本职能最初是协调和保护本行业内部的利益，行会有权征收会费和罚款，用以救济鳏寡孤独，修建公共会所，举办行会餐；此外，各行会还组织有义勇军以共同保卫城市免受封建势力的武装侵袭。

随着城市商业和不同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从事跨境买卖成为商人最为有利可图的事业。于是，从11世纪开始，一些城市的大商人为保障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与交易的经常性，在原有结队而行的基础上，结成了自己的联盟——商人基尔特（gilt），即商人公会。参加公会的商人在贸易和旅行过程中有互相保护的义务，同时，商人公会还以其特定的地位维护会员商人在批发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并监督市场，以消弭商人之间的竞争。

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兴起，商人阶层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也日趋强烈。为实现其平等、自由这一诉求，他们组建了能集中地反映并统一全体制造商和贸易商的政见、有效地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聚集工商业阶层政治力量的新型自治型社团组织。1599年，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商会在法国马赛成立，此后，这种新型的不同于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组织与商人公会，完全打破了行业、地域的界限，具有自主性、开放性、自治性、民主协商性和非营利性，真正代表以工业制造商、贸易商为代表的新兴商人共同利益的社团组织，被各工商业国家竞相效仿，并成为一种制度通例。

（二）中国行会的形成与演变

1.形成

在中国，类似西方行会组织的最早形成时间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从周末至汉代这个时候起，手工业行会就已有存在的事实了”。^[7]但一般观点认为，中国自唐代起才有“行”的组织，宋代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明清时则进一步发展。^[8]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宋代的‘行’、明代的‘铺行’并非实体性行会组织，而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官府将工商业和服务业者按照行业编成服役名册，‘各令行人等第给限供纳’，即让他们按照编定次序承役当差；而载入同一册籍的役户之间，并没有组织性的联系或活动。”^[9]这些“行”、“铺行”等非实体性行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政府为索取课税而强制设立的工具而已，既不享有行业垄断权，也缺乏内部的监督与管理功能^[10]，显然与西方的行会组织有所区别。

但我们不能仅因为这些“行”、“铺行”与西方行会组织有所不同就否定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存在的事实。彭泽益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一书中写道：“认为唐宋的‘行’不同于行会组织的观点，实际上，是忽略了中西封建社会的差异性，简单地以西欧行会为模式来套中国行会。中国行会有中国的特色，它是在专制统治高度强化，宗法等级极其森严和富商大贾畸形膨胀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当然会有别于在政治分立、商业资本相对弱小的环境中，按马尔克原则组织起来的西欧行会。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行会的存在。唐宋时期中国行会虽然制度甚不完备，但它确已出现。它的产生不仅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产物，而且在它的初创时期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保护或促进作用。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国行会日趋成熟，在生产经营和劳动管理等方面已形成一套制度，行规所体现的行会的目的，既是社会性的又是互助性的。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即使非完全同样，几乎也都是在早期出现。它们组织目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互相保护和互为保证，它们本质上是些享有独占特权的团体，依恃官府的保护进行活动，以致成为封建统治城市的工具。”^[11]

总之，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迅速，小商品经济已发展相当成熟的唐宋时代，中国行会就已产生其雏形。

2.演变

中国的行会组织大致经历了“行”、“会馆”与“公所”、“同业公会”、“商会”的演变过程。

“行”这一组织早在唐代就曾出现，在宋代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就其设立而言，“行”并非为商人自发组成的自治性组织，而是由官府设立，服务于官府科索需要的组织。但就其性质、功能、作用而言，遏制竞争、稳定市场乃其主要作用。因此，“行”这一组织虽为官府设立，但其本质特征与西方的行会组织并无二致。在中国的，类似于西方由商人、手工业者自发成立的行会组织，自明朝起才开始逐渐显现。

明朝中叶以后，基于血缘、地域及同乡观念产生了“会馆”与“公所”这一行会组织。随着社会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仅仅依靠一家一族的力量已不足以应付营运中所遇到的问题，也难以抵制土著及其他商人的竞争”。^[12]因此，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生存下来，明朝的商人群体（类似于西方的行会组织的最初形式）便以血缘、地域及同乡关系为纽带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些以“联络乡谊，救济同业，办理善举”的互助性的行会组织——“会馆”与“公所”。“会馆”与“公所”是或以血缘及同籍关系为纽带，或以同业关系为基础，或既有血缘同乡，又有同业，自愿相互联合所产生的团体组织。它们功能多样，包括“于岁时令节聚集同乡，共同祭祀本乡或本业所尊奉的神祗，以联络乡情；为同乡办理善举；联合众商力量，摆脱牙人控制；代表众商与官府交涉商业业务。此外，同西方行会一样，会馆、公所亦具有限制本行业内部竞争，维持市场秩序，维护本业商人的正常经营活动，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本业商人的竞争力的功能”。^[13]但不论如何，“会馆”与“公所”这一行会组织已经具有了与西方传统行会组织相同的对外垄断业务、对内统治业务和保护同业的功能。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及货物的大量入侵，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会馆”与“公所”也因此有所变化。具体体现为：首先，在数量上，为了应对外来资本的入侵，“会馆”与“公所”大量出现；其次，在组织结构上，“会馆”与“公所”由封闭转为开放，即由原来的仅允许具有血缘或同乡关系的商人加入转变为允许“外人”加入；再次，在管理功能上，由传统的封建垄断转变为开拓发展；最后，在导向功能上，逐渐由守旧型向进取型的方向转化。^[14]但仅仅这些转变还不足以完全适应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入侵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外国资本的入侵，需要对外“商战”；清政府为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对内“振商”。在这一大背景下，传统的“会馆”与“公所”无论在组织结构上，还是性质功能上，都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商人、手工业者联合建立各行业社团组织的愿望日益强烈，于是商会便应运而生。“与传统‘会馆’、‘公所’相比，商会的不同在于：从商会的宗旨和章程来看，它的目光更高远；商会的法律地位有了提高和保障；打破了行业和地缘的限制；商会的组织系统也更加严密；此外，商会的内部运作呈现出一定的民主气象。”^[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