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思想演变过程^[1]

早期思想

李大钊政治思想形成过程的最初时期，约为十年，即从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起，到1917年为止。在这一时期内，李大钊逐步克服了传统的儒家观点、道家观点和自由民主主义观点，而成长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李大钊，字守常，1888年10月6日^[2]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的童年生活孤苦伶仃，毫无欢乐可言，刚一岁时，就父母双亡，被当过杂货铺商人的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在农村私塾里接受了传统的儒家启蒙教育。1905年，他考入中学，但是由于交不起学费，没能念到毕业。

必须指出，席卷河北省的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给少年时期的李大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影响到他以后思想的形成。后来，李大钊一直把这次运动，看作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为祖国遭受不幸而极度悲愤的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作品和生平，也深深地打动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看来，屈原是一位彻底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英雄，是一位政治家的楷模。

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在校中第一次接触到经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新学”，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日文和英文。正如列宁所指出，在1905年革命之后，“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强有力地发展了。列宁由此断定，“中国旧式的骚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3]。李大钊这一代人的思想发展的特点，正在于他们是在“新精神”和“新学”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并日益同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天津时期，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受到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中国的关于共和制、议会民主和民族主义等学说的强烈影响。这些学说都是由中国人从欧美和日本介绍过来的，由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家的著作加以阐明。

由于严复的翻译介绍，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这些作品立即在中国青年中得到广泛的流传。

严复赞成进化论，主张斗争和政治进步。他认为，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西方比中国强大。他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由于技术和武器，而首先是由于实行民主制度而“解放了个人的力量”，由于民主制度能够较充分地发挥人民的潜力去建立富强的国家。严复断言，中国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父道主义和君权至上，使得社会停滞不前了。

严复的思想鼓舞了李大钊去批判中国的旧传统，指出它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梁启超认为，只有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救中国。照他的意见，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民非更新不可。不管是否自觉自愿，梁启超把“人民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人民是“政治、科学和技术的源泉”的思想提到了首位。

同时，正在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逐渐加以发展的孙中山，也谈到人民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从十九世纪未叶开始，在中国特别盛行欧洲的进化论，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严复的努力，1895年在天津出现了有关这类专題的论文和欧洲人著作的译文。严复最初在当地的《直报》，后来在1897年创刊的《国闻报》上发表这些文章。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这些论文和译文，接触到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概念。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4]，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著作对于中国青年的思想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天津学习期间的李大钊，也受到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中国近代与儒教》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高田淳写道：“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在俄国1917年革命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在这以前，他们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受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影响，该书传播了当代的欧洲思想。”^[5]

李大钊在天津度过的那几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工作量却很大。但是他仍旧孜孜不倦地掌握新知识，汲取新思想。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天津。华南和华中各省宣布独立，皇室把政权授予了袁世凯政府。在华南，清皇朝势力已被推翻。1911年12月，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被光复后的各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人身、言论、出版、集会和组织自由。

中国的革命高潮，推动着李大钊去参与政治活动。有材料说，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一个会员，以表示献身中国革命的决心。但是，孙中山及其信徒的主张，看来没有对李大钊产生明显的影响。当时，李大钊更倾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所以他于1912年底向江亢虎的社会党靠拢，并领导社会党天津支部的工作。李大钊充满共和幻想，对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家满怀信心，同时还参加北洋政法学会的工作，并成为支持袁世凯的《言治》月刊的领导人之一。可是，这并不妨碍李大钊对孙中山和宋教仁表示钦佩。

尽管袁世凯出卖革命，但是李大钊囿于自由主义而于1913年初加入了汤化龙和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李大钊在天津期间的这种政治摇摆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有折衷主义观点。当时，在他头脑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自由民主主义思想。

李大钊发表在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上的文章《大哀篇》，最充分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民主主义思想。该文有一个副标題——《哀我民之失所也》。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特别重要。李大钊是以一个炽烈的共和派政论家，一个君主专制的死敌，一个人民之友的口吻来写这篇文章的。李大钊在文章中把中国的一切祸害归咎于君主专制，归咎于吾民“范于一尊”，因而断定，君主专制“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6]。李大钊说：“暴秦以降，民贼迭起，虐焰日腾，陵轧黔首，残毁学术，范于一尊，护持元恶，抑塞士气，摧折人权，莫敢谁何！”^[7]李大钊用植基于人权、自然人权的共和思想，去对抗君主专制。同时，他已经对辛亥革命的结局抱极端怀疑的态度。李大钊写道：“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鐫心，志兹硕德，亦欣欣祝之曰：‘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之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8]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就已经对中国的议会制度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李大钊公开指责议员们“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他把议员们看作“此辈蝇营狗苟，敲吾骨吸吾髓耳”。

李大钊尖锐抨击资产阶级政党，强调指出彼等“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9]。他把这些政党形容为：彼等“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10]李大钊认为，这些党的政纲之最大弊端，在于欲集权于“一人之手”，似乎此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也。李大钊揭露这些政党贿买选票，动：辄数万金，以“保证高官所踞之要津”。他指出，此其所需，“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11]。李大钊对各政党发表一通议论之后断言：“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12]

李大钊汲取参加社会党和其他政党的惨痛教训，才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所以，毫不奇怪，他在这篇文章中也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不认真贯彻孙中山的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大钊还在该文中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各省都督专政，认为都督们猎取“民权”以自恣。

李大钊对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共和制所作的最后结论，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狯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13]

《大哀篇》一文证明，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形成过程的特点是，他较早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议会制、政党等等持批判态度。这一切推动他去寻求中国发展的新道路，并为他后来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当时，李大钊还看不到既成局面的出路。四年之后他才明白，除非经过激进的革命改造，中国人是无法找到自己的幸福的。李大钊在1917年3月写道：“如果需要为共和再次进行革命，国民将不惜以头颅血肉为之保证，为之牺牲。”早在1917年春天，李大钊就把俄国革命看成是中国的榜样。他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中论断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

但是，早在1913年春天，李大钊就清楚地看出“吾民乃委无望矣”。他痛苦地惊呼：“不得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李大钊对中华民国的危急状况所做的评价是正确的。形形色色党魁的夺权斗争，反动势力的加强，导致了中国逐渐背离辛亥革命胜利后所宣布的温和的民主改革。人民群众自发地要求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却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革命家感到失望而不再加以支持，于是革命就一败涂地了。1913年11月，反革命政权禁止国民党和社会党进行活动，党的领袖遭到驱逐。自由主义和制宪的危机，必然推动人们去寻求新的理论根据和实际解决办法，使中国得以继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