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

一、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制度

二、一条鞭法述要

三、一条鞭法论战的经过

四、赞成派的理由

　　1.负担接近能力，比较公平

　　2.款目简单，舞弊较难

　　3.征输便利

　　4.税额确定

五、反对派的理由

　　1.负担不公平

　　2.南北经济情形不同，条鞭法便于南而不便于北

　　3.征收银两，对于农民不便

　　4.年年应役，过于频繁

　　5.总一征收，过于迫切

　　6.混一征收，混一支放，易于侵吞

　　7.不分仓口，不开石数，易于作弊

　　8.合丁徭杂项于田地，启加赋之先声

　　9.预算不容易编定

六、结语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后，所订定的田赋制度大体上沿袭唐宋元以来的两税法的遗规。两税法在明代施行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光景，到了明代中期，因种种关系，无法维持，渐为一条鞭法所替代。自此以后，直至清代、民国，我国四百余年间的田赋制度，大体上仍是继承着一条鞭法的系统，主要的变革甚少。所以我们要研究现代的田赋制度，至迟不得不从一条鞭法下手。田赋的本质，不外为国家对人民的一种剥削，它本身不但反映出来当时的国民经济的情形，并且暴露出来社会各阶级利益的矛盾。根据以上的认识，我们对于一条鞭法的论战的真正意义，才可以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一 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制度

自唐代中期以后，我国田赋制度向行所谓“两税法”。两税，即为夏税和秋税的简称。农业的收成，普通分为夏秋两季——今日所说的“上下忙”；政府依据农民的收获季候分为两期征税，对于夏季征收的叫作夏税，于秋季征收的便叫秋税，这是两税名称的由来。

秋税这个名词，在宋代偶亦称作“秋苗”，元代亦偶称“秋租”，但到了明代，最普遍的是用“秋粮”两字。

明代的两税制度：夏税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但有时各得以丝、绢、绵、钱、钞等物去代替——即所谓折纳。米、麦，均名曰“本色”。折纳品名曰“折色”。折纳的比率，由官方规定，各地并不一致，有高有低。

两税征收的期限，依据各地收获的早晚，皆有规定。逾限有罚。

课税的方法，普通是根据土地的面积，有时亦根据生产量，并参酌土地的种类、用途及沃度，以定税率的高低。土地的分类法，除了像田、地、山、塘等系以自然来区分之外，最普通的分类法是以所有权之所在而分为官、民两大类，官民田地之下又常有各种不同的名目，如官田有所谓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之分；民田有新开沙塞、寺观田……之分。这些名称，各地是不一致的。它们各有特定的意义和历史的来源，它们的租税负担，亦各自不同。一般地说，官田的税率，比民田的税率高，因为前者实际上兼有租的成分。税则的多寡，各县不同。多者，有时一县至千则以上；少者，一县仅一则或二则不等；普通皆以三等九则起科。

征收的税粮分为两部分：其一，“存留”，即留供本地开支的部分；其二，“起运”，即解送中央或他地的部分。各项税粮，大都有其指定的输往仓库，及其指定的用途。凡距离起解所在愈远的，或运输上较困难的仓库，名叫重仓口，距离愈近或运输上较便较易的仓库，名叫轻仓口，用途较急的为急项税粮，较缓的为缓项税粮。根据款项的缓急以定起解的先后，急项尽先起解，缓项依次起运。

两税本身，名曰正项。此外，尚有“杂项”税粮，原本不属于两税范围以内，但因为种种原因到了后来亦随同田赋一齐征收，一齐缴纳，所以后来亦列入两税的名下，使得两税名目异常庞杂，有时在一州县内竟达十几种之多。如鱼课、茶课，及近于户税性质的农桑丝，原本与两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因为它们随同田赋征收，所以即在后来的官书上竟亦有列为两税的一部分的。

关于征收和解运的事宜，在明初，多由地方公推出来的粮长、里长，或甲首负责。这种制度，名曰“民收民解”。但这班粮、里、甲长，并不是真正地由民意产生；他们的出身，虽然多数还够不上“劣绅”，但总不失为“土豪”“恶霸”。他们一方面勾结官府中的胥吏，一方面侵欺贫苦无告的农民。对于税粮的征收和折纳方面，上下其手，黑幕重重，此处不必细说。

我们很简单地将明代田赋制度介绍过后，还要将明代役法附述一番。理由有二：一，明代的役法，有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有一大部分是根据土地亦即田赋来决定的；所以谈了赋法后，不能将役法撇去不谈。二，从历史看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它的最初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改革役法；田赋方面的改革是由于役法的改革而来。

关于役法，从课税本体说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户所课的；一类是对丁所课的。人民初生，即登记其姓名于户籍（当时名曰黄册）之上。男曰丁，女曰口。成年的女子曰大口，未成年的女子曰小口。男子十六岁以下曰不成丁，十六岁始成丁。成丁以后便需服役，至六十岁始免。户籍大致分为军户、匠户、民户三种。军户服兵役；匠户服工役；至于民户所服的徭役，主要的有以下三种，一，里甲，二，均徭，三，杂役。

里甲，成立最早。它本来是一种户口编制，也就是州县行政上与人民半自治式组织的最低一级的单位。它的办法，是以地区相邻近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之中，推家产殷富或丁多田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十户中推一户为首领，名曰甲首（间亦名甲长）。每年由里长一名，甲首一名，率领该管甲内的人户往应徭役。按这样的编排，每十年之中，每一里长，每一甲首，皆率领一甲十户轮流应役一年。当差之年名曰“见（与“现”字同）年”，其余曰“排年”，十年届满，仍依原定次序编排，每年复以一甲应役。如原定的里长户内果有财产人丁消乏事故，许于一百户内选丁粮近上者补充。里内如有逃亡户绝者，亦许于带管畸零户内补辏，如无畸零，方许于邻近里内之户拨补。——凡鳏寡孤独及无田产不任役之户，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列于里甲黄册之后，名曰畸零户。

里甲之役，主要的以丁、产两项为标准；亦有用门、丁、事、产四项作为标准的（详见第四节）。在农业社会里，所谓资产，主要的是田产，即土地、房屋，及牲口、农具等。为估计资产的便利起见，有许多地方便索性用土地所纳的粮作标准。但不管用哪一种作标准，里甲的对象，总是以户作根据。凡家道殷实之户，即列为上户；以次，列入中户、下户。或分九则（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或分三则，五则不等。根据户则的高下，以定役的轻重。里长一役，皆以家道近上的户充之。从理论上说，它应当比一般的户负担重些，这本来是立法的初意。但因为里长之户，它的经济状况优越一些，且又为管领一里内的事务的头目，他可以利用他的地位，将自己的负担转嫁给贫难下户；有时又遣富差贫，借端勒索。所以他的实际上的负担往往比之一般的贫户还要来得轻些。

里甲一役，是各种徭役中的躯干，其他诸役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根据它来决定的。

关于里长的职务，初时只限于传办里内的公事，及催征里内的赋役，其后政府征敛日繁，凡祭祀，宴飨，营造，馈送……种种事务或其费用，皆责令里长负责供应。里长又责之甲首，甲首复责之各户，层层剥削，层层地转移负担。除非一里内的人户逃亡得干干净净，里长才会是最后一个吃亏的人。根据历史的记载，明代中期以后，里长、甲首，也都赔累不堪，由此可知人户逃亡情形的严重。

均徭，发生较晚，它是服务于官府而有经常性的差役。如库子、斗级、巡栏、狱卒、皂隶等差，都是均徭中的名称，均徭、编役的对象是丁，与里甲以户为单位的办法略有不同。均徭分为两大项：一为力差，二为银差。由被编的人亲身前往应役的叫作力差——力差初时只限于本人亲身充当；但不久便变为亦得由本人自行设法，或请人或雇人替代，凡由被编的人自行料理者，仍得名曰力差。纳银于官府，由官府募人应役的叫作银差。银差的发生，是在力差之后。银力两差项下名目繁多，负担的轻重不一。大抵力差皆较银差为重。力差多派于富户，银差多派于下户。这样的办法，一方面的目的，固在求负担的适合于能力；另一方面，还有实际上与行政上的理由，例如力差的库子、斗级两役，其职务在掌管税粮，为在税粮短欠亏空时，易于追究起见，故例以殷实大户派人充之。

均徭应役的次序，多与编定里甲时一同排定——即为每十年编审一次，至其服役的年份则编在里甲役歇后的第五年，此法行于浙江、福建等处。此外，五年一编审的办法亦甚普遍；间亦有二年或三年一编的。

均徭以外，凡一切在官府或在民间非经常性的服务，总称曰“杂役”，或“杂泛”。这些，多属于临时的性质，随时随事编派，并不固定的，换言之，无非是例外的剥削。

此外，有两种特殊的劳务，各州县例皆有之。一为驿传，一为民壮。驿传的职务，在备办人夫马骡船只以传达官厅的公文，及措办廪给口粮以款待和迎送持有关符过境的大小官员。民壮，亦名民兵，自民户内抽取，所以补助自军户抽取的卫所军卒之不足。初时设立的本意，专为捕盗守城之用。其后，遂以迎接宾客、拘拿罪犯和转递公文等事为务。

以上，里甲为正役，均徭、驿传、民壮皆为杂役（此义与前述之“杂役”又微有区别）。四者合称四差。以上各役的负担的轻重，大体上皆以各户名下的丁粮数目的多寡为依据——丁粮多的编役较重，少的编役轻。赋与役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当时赋的课征对象是土地，征收的是实物；役的对象是人户，所征收的是劳力，赋与役的征收期限，在此时当然是无法一致的。即就赋内各项或役内各项分别来说，它们的种类和性质往往各有不同之处，所以主持征收的机构及其人员，有时亦不得不分别设立去处理它们，而无法完全一致。

由上可知，明代中期以前的赋役制度确是繁琐复杂不堪。使得这种赋役制度更趋繁复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优免的制度。明代优免赋役的场合甚多，但最重要的是对于贵族、官吏和缙绅的优免。好贪心的贵胄官绅，他们并不以法定限内的优免为满足，他们还要努力非法地扩大他们享受的权益，如私受投靠的佃户种种。

我们姑且不谈制度本身的内在的困难，当时有几种矛盾的势力，也就使得上述那样繁琐的制度无法不日趋破坏。第一，政府与人民的利益的矛盾，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社会上各阶层的利益的矛盾，如贵胄官绅代表的是大地主的利益，粮里甲长代表的是富农的利益，一般平民大多数代表的是贫农和雇农的利益；至于地方上的较高级的官吏，如知县大老爷等，所代表的既非政府的利益，更非老百姓的利益，只是个人的利益。此外，如攒造书册手和征收小胥等，可以说是代表吸血寄生虫的利益。这些各阶层的利益都是彼此矛盾。纵有完备的制度也难以维持，更何况是繁杂而无当的制度？其结果，只为狡狯之徒多开些营私舞弊的机会罢了。究竟一条鞭法的改革，代表哪一方面的利益，我们在后面要加以检讨。

二 一条鞭法述要

一条鞭法的内容，这里无法详述。作者有关于一条鞭的论文数篇，载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中，读者可以参阅。简言之，一条鞭法只是当时在历史上的和地域上的一种发展的趋势，它在各时各地的办法并不一定完全一样的。但它与昔日两税法最不同的特点有四：其一，役与赋的合并；其二，往日里甲十年内轮充一次今改为每年一役；其三，赋役征收解运事宜往日向由人民自理的今改为官府代办；其四，赋役各项普遍地用银缴纳，实物与劳力的提供反居次要的地位。以上四点，是彼此互相密切地联系的。例如在往日征收实物时，由于当时运输技术和运输工具的粗劣，政府自以借重民间力量为比较合算；但自折收银两以后，运输问题简便得多，虽由官府自收自运亦未尝不可。且自折收银两以后，官府得以募人代役，无须维持往日里甲十年一轮亲自供役的麻烦制度。诸如此例，可以类推，无须细述。不过，应当注意，各时各地所行的一条鞭法尽有精粗深浅程度的不同，它们有些已将前述四点办法彻底施行的，亦有只行一两点，并且行得不甚彻底的。好在它们均以一条鞭法为名，我们也就可以作一概括的介绍。

我们现在拟专就内容比较复杂的第一点加以检讨；其余二、三、四数点，办法简单，不拟再加解说。所谓役与赋的合并，有种种方面：或为种类与名目上的统一，或为税则的简单化，或为征收和解运的期限的划一，或为征解人员与机关的裁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派方法的统一。此点可从课税的客体及其根据的原则的统一两方面去说明之。所谓课税客体的统一，如赋的对象为田地，役的对象为户丁，今将役的负担的一部分或其全部课之于田地，这就是将课税客体合并了和统一了。所谓原则上的统一，例如里甲一役本以户为应役的单位，均徭则以丁为单位；均徭中力差与银差原来的分别是：力差需亲身供应，银差许出银雇人代替；力差供应本地，负担较重，多课之富户；银差支应外地，然负担较轻，多课之贫民。今将这些区别一律取消，所以均徭得以归并于里甲，力差亦合并于银差之中。换言之，昔日各项赋役用作根据的不同的编派原则至此都归消灭，另改用同一的原则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