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化逻辑的理论形态

自然化的逻辑是在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底基，前者是后者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很自然地，当论述自然化逻辑之理论形态时，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前述的实践逻辑的理论。正如本章一开始所指出的，如果从整体或一般意义上来理解自然化的逻辑一词，那么它必然蕴含着实践逻辑。换句话说，实践逻辑是自然化逻辑之整体思想的一部分，或称其为自然化逻辑的理论前身（theoretical predecessor）。然而，理论层面上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既然自然化的逻辑是在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发展”就必然是实践逻辑所不具备，但也绝非与其冲突的“新东西”。具体来说，即关于谬误分析以及逻辑观建构的新工具、新范畴甚至新观念。因此，本节的核心任务是对自然化逻辑的上述新发展给予重点关注，用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前述的实践逻辑的内容。当然，这种区别只是同一理论内部经由发展而体现出来的理论的扩充及深化，而绝非两种独立理论之间的相互抵触或分歧。依据上述思路，并结合揭示新内容、阐发新知识的宗旨，首先对自然化逻辑的发展简史做全面梳理，以此为基础，对自然化逻辑的界定和特征给予详细讨论，最后，以前述的实践逻辑为参照，着重阐发在其基础之上，自然化逻辑都生成了哪些新概念或新范畴，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应用于与谬误以及逻辑观相关的理论分析当中的。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较之于实践逻辑重谬误分析的特点来说，自然化逻辑则更偏向于对主流逻辑观的批判性反思。然而，这种理论旨趣的不同并不是绝对的。其原因在于，如果说基于实践推理与认知经济的实践逻辑旨在对传统谬误论进行彻底的否定与质疑，那么，融入了自然化的认识论，以及当代经验科学的自然化逻辑，则在实践逻辑的上述批判的基础上，将理论触角深入隐藏于具体谬误问题背后的谬误观的更深层次。事实上，所谓的谬误观，最终还是能够还原为基本的逻辑观问题。在这层意义上说，实践逻辑处理的是较为表层和具体的谬误理论问题，而自然化的逻辑则在此基础上，将谬误问题深化为更加一般且抽象的逻辑哲学问题。由此可见，从实践逻辑到自然化逻辑的这一发展过程，正是一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理论深化过程。本节也会就这些问题给予针对性的讨论。

一 自然化逻辑的发展简史

伍兹的近期谬误思想经历了由早期的实践逻辑向自然化逻辑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发展的历史概况做一般性的梳理与回顾。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实践逻辑和自然化逻辑并非两个互不相干的理论，恰当地说，它们是同一理论之发展的不同阶段，实践逻辑是自然化逻辑的理论前身，而自然化逻辑则是伍兹对实践逻辑给予进一步丰富与深化的结果。毋庸置疑，实践逻辑是隶属于自然化逻辑的一部分。因此，若想阐述自然化逻辑的发展历程，理所当然地要从早期的实践逻辑讲起。具体的阐述思路是，以伍兹独著及其与嘉贝合著的一系列代表性文献为线索，对自然化逻辑从最初的思想萌芽到最近的基本定型这一动态演化过程做一编年史式的精要介绍，以便读者能够从时间的线性推进角度，对自然化逻辑的宏观发展走向有一个纲要性的把握。

我们认为，自然化逻辑思想的发展简史可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对应它所达到的四个不同阶段或高度：思想萌芽期、理论探索期、初具规模期、基本定型期。

任何理论无论其繁简，都必然经过最初的萌芽或草创阶段，自然化逻辑也概莫能外。如果对自然化逻辑思想最初浮现于学界的时间给予精确定位的话，那么可以回溯至21世纪初的2001年。这一年，《IGPL逻辑学杂志》（Logic Journal of the IGPL）发表了伍兹与嘉贝合著的《新逻辑》（“The New Logic”）一文，该文初步阐发了实践推理、认知经济以及推理主体等自然化逻辑的基础性概念。因此，可以将这种“新逻辑”看作自然化逻辑的初始形态。此外，通过“新逻辑”这一命名也不难发现，彼时的两位学者还未对这一新提出的逻辑类型冠以专有名称，文献中甚至没有出现作为自然化逻辑之前身的实践逻辑的字样。由此也间接地说明，那时的自然化逻辑思想还处在萌芽和草创阶段，而所谓的“新逻辑”也似乎只是阶段性或临时性的代称而已。事实证明，在伍兹后来的相关著作中，几乎再未以“新逻辑”之名做过任何深入的理论探讨，甚至对该名称也鲜有提及。然而，如前所述，虽然21世纪初的自然化逻辑思想甚至还未得到正式的学术名称，但其内容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的实践逻辑乃至自然化逻辑的基本概念及相关论述，包括逻辑主体、主体的层级分类、稀缺资源补偿策略以及心理主义与新逻辑的关系等。其中还涉及逻辑观的相关问题，如作为对逻辑主体之描述的逻辑（Logic as a Description of a Logical Agent）、真值条件—规则—稳态条件（Truth conditions,rules and state conditions）以及后承问题（The Consequence Problem）等。正如伍兹和嘉贝在《新逻辑》一文的摘要部分指出：“有一种逻辑被我们称之为‘新逻辑’，此文之目的就是传达有关这种逻辑的新近发展。简而言之，所谓的新逻辑是对逻辑主体之行为模型的建构。这样一来，逻辑理论便肩负着两项基本任务。第一，它要对什么是逻辑主体给予说明。第二，它要对如何建立逻辑主体之行为模型给予描述。…… 需提请注意的是，尽管数学逻辑必然拒斥心理主义，但后者在新逻辑这里则是不可或缺的。”^[1]毫不夸张地说，《新逻辑》一文不仅为后来的实践逻辑和自然化逻辑预设了基本的概念框架，同时也为该理论在后续发展中更为深刻地探讨有关谬误观和逻辑观的问题埋下了伏笔。综上所述，我们认为，21世纪初是自然化逻辑思想的萌芽阶段，而促使自然化逻辑之萌芽的代表性文献则无疑是《新逻辑》。

《新逻辑》一文初始性地提出了用以支撑后来的实践逻辑，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自然化逻辑的核心概念。就此，伍兹近期谬误思想的基本框架及一般形态得以浮出水面。从这层意义上说，我们将21世纪初称为自然化逻辑思想的萌芽期，它的精确时间刻度是《新逻辑》的见刊年份，即2001年。随后，自然化逻辑便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即理论探索期。事实上，从思想萌芽期进阶至理论探索期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2002年，爱思唯尔出版公司发行了《论证和推理逻辑手册：转向实践》一书。作为第一作者，伍兹与另外三人共同为该书奉献了一篇长达39页的文章，名为“逻辑和实践转向”，并将其设置为首章。该文的重要性在于，作者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逻辑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当时的逻辑学界出现了一种新动态、新趋势，并首次将这种变化明确地命名为逻辑的“实践转向”。在此基础上，初步阐发了实践逻辑的概念。此后，伍兹便很少在其后续著作中提及“新逻辑”这一略显含糊的用词，而是代之以实践逻辑这个名称。然而，由《新逻辑》一文初创的那些基本概念，如逻辑主体、主体的层级分类以及稀缺资源补偿策略等，却被实践逻辑完整地继承下来。结合实践逻辑的特性，伍兹对逻辑的实践转向态势做出了精要阐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数学逻辑的批判蔚然成风。这些批判性意见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逻辑学外部的各种理论科学，主要为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明显的方面，则是来自逻辑学内部之哲学主流的呼声。由于对将标准逻辑（指形式的演绎逻辑）作为评估推理和论证的理论有所不满，尤以论证理论为甚。因此，一些混合了逻辑因素的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包括概率论、谬误理论、语篇分析、会话分析、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司法科学以及修辞学。……考虑到实践推理的独特性，因此它渴望并且应该得到理论上的关注。即使标准逻辑对其置之不理，那么也会有一种被适当修正过的标准逻辑来完成该任务。事实上，这一修正过程不可能只有标准逻辑的参与，而参与的主角应该是一种实践逻辑，该逻辑与那些已然兴起的并为了特定目标而建构的姊妹学科相一致。……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上述现象称为‘实践转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