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

严肃而富有批判性的知识工作既没有“绝对的开端”，也鲜有完整的连续性。无论是（一般）观念史钟爱的那种对于“传统”的无限扩展，还是阿尔都塞主义者曾经偏好的那种将“思想”标注为“正确”或“错误”要素的“认识论断裂”的绝对论，都做不到这一点。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凌乱而独特的发展不均衡性。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有重大意义的断裂——那些陈旧的思路在这里被打断，那些陈旧的思想格局被替代，围绕一套不同的前提和主题，新旧两方面的各种因素被重新组合起来。一个问题架构（problematic）的变化，明显转变了所提问题的性质、提问题的形式和问题可能获得充分回答的方式。理论视角上的这些转变，不但表明了内在的知识劳动所取得的成果，而且表明了真实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被挪入思想的方式，及其给大写的“思想”提供的基本取向和存在条件——但并不担保其“正确性”。正是由于这种反映在社会思想范畴当中的思想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接合（articulation），以及“权力”与“知识”之间的持续对立，才使得这些断裂值得记载下来。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那样一个历史时刻。当然，与文化研究相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上桌面了。事实正好相反。两本有助于去标界这一新领域的著作——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和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都是以不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探讨这些问题的成果。霍加特的书参考了“文化论战”的内容，始终坚持那些有关“大众社会”的论断以及那种认同 F.R.利维斯和《细察》（Scrutiny）的研究传统。而《文化与社会》则重构了一种悠久的传统，威廉斯将其简要界定为：包含了“一种对我们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变化的众多重要而连续的反应的记录”，并提供了“一种可以帮助人们探求这些变化之性质的特殊地图”。^[1]初看起来，这些书好像只是参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来对这些早先涉及的问题所做的更新而已，但回顾历史来看，这两部著作同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思想传统的“决裂”，似乎比它们对于这些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更为重要。《识字的用途》开始以强烈的“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精神去“阅读”工人阶级文化，寻求那些在工人阶级文化模式和安排之中所显现的价值和意义：好像它们就是某种“文本”。但是，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对活生生的文化（living culture）的研究，同时抛弃“文化论战”中对于高级文化/低级文化进行两极区分的种种措辞，才是一个真正彻底的开端。《文化与社会》在同一个方向上构成了一种传统（即“文化与社会”的传统），限定了它的“一贯性”（不是依据普通的立场而是依据其特有的问题关注和探寻习惯），从而对这一传统作出了独特的现代贡献——同时也写就了它的墓志铭。雷蒙·威廉斯随后写出的著作《漫长的革命》明确指出：这种“文化与社会”的思考模式要想得到完善和发展，只有转移到别的地方——即转向一种有重大差别的分析方式——才能进行。《漫长的革命》当中一些表述的难点——试图依靠一种在思维习惯上带有极端经验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传统来对其使用的种种概念的经验“厚度”及其展开论证的归纳过程进行“理论化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就源于这种继续向前推进的决心（威廉斯的著作，一直到新近出版的《政治与文学》，还分明体现着其一直坚持的发展主义）。《漫长的革命》所呈现出的“优”点和“缺”点，均缘于它作为“断裂性”著作的特定状况。这种看法可以同样适用于 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尽管从时间上看它出现得要晚一些，但显然也属于这一“历史时刻”。这本书的“思考”也限于某些特殊的历史传统——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济学和“劳工”史——之中。但是，在突出文化、意识和经验问题的地方及其对能动性（agency）的强调中，这部书也与某种技术进化论、经济还原论和组织决定论构成了根本性的决裂。这三部书在这些思想传统之间构造了一个间隙（caesura），正是从这个间隙之中，“文化研究”伴随其他事物得以脱颖而出。

这三部书无疑都是富有原创性和构建性的文本。它们绝不是那些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学术分支学科而撰写的“教科书”：在它们原本的冲动中压根就没有这种想法。无论它们关注的是历史还是当代，都是成书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现实压力的聚焦，通过这些压力组织写作内容并对其构成了回应。这些著作不仅严肃地看待“文化”——将其看作要充分理解古今历史变迁必不可缺的一个维度；而且，它们自身也具有《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文化性”。它们迫使读者们去关注以下命题：“文化这个词浓缩了因历史巨变直接引发的种种问题，工业、民主和阶级方面的变革都以自身的方式呈现了这些变迁，艺术上的变革也是对这些变迁的密切回应。”^[2]这是一个事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事关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问题。或许应该指出，这一思想路线大体上接近于早期新左派所谓的“议程”（agenda），这些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新左派，他们的著作也是如此。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将“学术工作的政治”毫不含糊地置于文化研究的核心地位——幸运的是，文化研究从来也没有、也决不能放弃这种关注。从深层意义上看，《文化与社会》中“对各种描述的澄清”、《漫长的革命》的第一部分、霍加特对于工人阶级文化诸方面极度扎实而具体的研究，以及汤普森对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阶级文化及民众传统的重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断裂，并为开展一种新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划出了空间。就知识的传承与和重点来看，这是“重新构建”文化研究的时刻——如果文化研究还真的能重建的话。文化研究的体制化过程——最先依托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随后出现在有广泛来源和地域的课程与出版物当中——及其独特的收获和失误，均属于20世纪60年代及随后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