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术”：新文化刊物的办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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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作家书信日记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出版日期：2022-07

字数： 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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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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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道”与“术”：新文化刊物的办刊策略

1.最初的来信

在《青年杂志》第一卷创刊号上刊登了两封“读者通信”，一封署名王庸工，另一封署名章文治，这可以被看作《新青年》与“新青年”的第一次互动，在新文化运动的研究领域中有着一定的意义。由于《青年杂志》在正式出刊之前所打出的广告中并没有关于开设“读者通信”栏以及编辑部地址的确切信息，^[1]这样一来，所刊登出的这两封信件则一定为陈独秀的“组稿”，其来源则颇具可阐释性，而对在创刊号上刊登出的这两封来信的作者考释的重要性也被凸显了出来。在这两封信中，第一封信的作者“王庸工”的身份实际上是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的。正是由于王庸工寄给《青年杂志》的信刊登在刊物的第一卷创刊号上，有研究者怀疑这个未曾见诸经传的年轻读者就是主编陈独秀的化名，“王庸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性是值得质疑的，他们认为这与其说是一封仰慕陈独秀的青年写给陈独秀的真实的来信，倒不如说是陈独秀为了刊发《青年杂志》而采取的具有策略性意义的手段，“为了保证对《新青年》杂志方向准确、到位的引领，陈独秀采取了一明一暗、一软一硬的两手策略。就 ‘暗’和 ‘硬’而言，‘读者论坛’就是陈独秀为自己坐稳主撰位置而精心设置的一个暗哨。创刊号上的王庸工和章文治可以说是子虚乌有的暗哨，纯粹是为了挑起路标的 ‘故纵’”。^[2]

其实，这种怀疑大可不必，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王庸工并非只给《青年杂志》寄来过这一封信，在《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之后，在第二卷第二号上，还刊登了一封王庸工的信件，信的全部内容如下：“记者足下：读贵报增益青年知识匪浅，前见第二号达噶尔译诗注中，言达噶尔氏曾受Nobel赏金，不审此种赏金，出自何国何人，是何制度？乞有以见示，敬颂撰安。王庸工白。”^[3]从信的内容上看，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第二封信就达噶尔（泰戈尔）或Nobel（诺贝尔）赏金一事向编辑提问的内容属于基本知识的范畴，是读者在阅读中产生问题时向编辑者的正常提问。这和陈独秀在办刊之初所为“通信”一门定下的“质析疑难，发抒意见”的功用是相符合的，而作为编辑的陈独秀对王庸工来信的细致答复也正应了他在创刊号说所许下的“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以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4]的承诺。然而，就“主撰”对于刊物办刊方向的引领而言，这封来自王庸工的信件却并未造成什么影响，陈独秀完全没有必要用这样一个笔名来提出这样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此时陈独秀的名声早已远扬在外，其周边已经聚集了诸如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们，《青年杂志》的“读者通信”一栏也早成气候，完全不缺乏读者来信的稿件，陈独秀没有必要给自己写这样一封信。第二，陈独秀虽然有过诸多的笔名和化名，据统计，至少有三十七个，^[5]然而遍查陈独秀所使用过的笔名与化名，多与其姓氏的发音、故乡的风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境遇有关，并未见“王庸工”一名出现，而且，之于陈独秀1915年之前的种种境遇而言，也很难与“王庸工”产生什么联系，故此，王庸工一名并非为陈独秀所使用。第三，通过对1915年前后各主要刊物发表文章的查考，并没有发现以“王庸工”或“庸工”为笔名的篇什，故此可以推定，“王庸工”一名应并非笔名，再结合此人与陈独秀相识的事实，将“王庸工”判定为相识之人互致书信时所署的名字则更为准确。陈独秀早年间不但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参与或兴办《甲寅》《安徽俗话报》等刊物，还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安徽组织岳王会，其人际关系极其复杂，认识的人也比较多，得知陈独秀要刊办《青年杂志》的人的数量也不少，出现一个对其办刊有热情的青年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第四，大量证据表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刊出之时并未对刊物的发展有着长足的计划，他仅仅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和陈子寿、陈子沛兄弟的资金支持发行了这份刊物。鉴于此，虽然陈独秀对“读者通信”一栏的具体内容和来信形式是有所安排和计划的，但是如果认为陈独秀伪造读者来信，其可能性也不大，此时的陈独秀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思去伪造一封来信来阐明自己的办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