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线条的中国绘画的精髓和灵魂。本书立足于艺术作品本身，探究中国绘画中线条的审美价值：作为硬质媒介的石刻和壁画，以汉画像石和永乐宫、法海寺、莫高窟等为对象，研究其绘画作品线条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在纸绢绘画中以院体画、作家画、文人画三类画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代表画家的作品中线条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在中西艺术融合的语境下，探讨了现代以来中国画家的艺术作品中线条呈现的崭新面貌。

简介： 本书的探讨对象，聚焦于现实中国语境中的当代观念艺术。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始源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迄今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的当代艺术主流。作为继“写实—再现型艺术”和“抽象—表现型艺术”之后艺术表达的“第三种方式”，观念艺术是一种针对艺术概念或艺术自身、以观念为先导而以语言作铺垫的前卫实验潮流，其往往又被称为“概念艺术”、“思想艺术”、“哲学艺术”或“实体以外的艺术”等。围绕这一深陷商业化、世俗化大潮同时又充满精英化、形而上气质的当代艺术的新形式，艺术史家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了吗？》）以及西方观念艺术的代表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哲学之后的艺术》）等人都对其作出了反思性回应。作为一种“讽喻”或“寓言”的新型艺术形态，观念艺术涉及如何重审艺术自身以及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宗教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美学与艺术史哲学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探讨下去。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引入观念艺术这一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大抵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的事情。其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文化的言路也开始显示出多元化的端倪。表现在美术领域，最明显的就是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85新潮”渐成强弩之末，即使是原来的“新潮”主将们也意识到“启蒙”诉求与当下现实的日趋错位、开始腻烦于既有的艺术表达形式了。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当代艺术很快步入第二个移植（模仿）、创造（偏离）与转换（再语境化）期，亦即西方观念艺术（而不再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旅行”或“东渐”期。迄今为止，在大批反“架上”传统的前卫艺术家的推波助澜下，其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艺术，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本书探讨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即从“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开始。单从艺术形式的呈现看，与西方观念艺术相类似，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典型特征仍是以观念为先导而以语言作铺垫，种类一般包括文字（文本）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新媒介与多媒体艺术等大凡“后架上”的艺术形式，有时候像以观念性姿态介入绘画或雕塑的“观念艺术架上化”形式，亦可纳入其中。因其参与者多自“85新潮”分化而来，所以批评家们仍习惯于将其视为新潮美术的自然延续，并也由此将中国观念艺术视为“当代先锋艺术的最后一块试验田”。然而，倘使我们洞悉这些观念实践者们“反传统”、“反85”的初衷，尤其是以中国观念艺术的修辞特质与倾向观之，该艺术形式无论在主观表述抑或客观呈现上，均包含着一系列巨大的反讽与悖论信息，其情形颇似现代意义上那种表层义与隐含义相互拆解、内在性地异质与分裂故而极具多义性与暧昧性的“寓言”。譬如：（1）基于“观念艺术”命名本身的内在矛盾与“中国语境”的现实制约，“观念”大于“艺术”的微小智力崇拜是目前中国观念艺术创作存在的通病。（2）因由欧美观念艺术之“影响的焦虑”与第三世界国家“再语境化”的操之过急，中国观念艺术始终面临一种本土试错与“民族寓言”交困的状况。（3）出于对过去时代的本能“记忆”与对当下文化的自觉“参与”，题材上“从过去攫取”而价值上折中、骑墙构成了中国观念艺术一道逆谐的风景。事实上，诸如此类的反讽与悖论表征在中国观念艺术的实践当中还可以列出许多，譬如观念说教与形式力量的分离、玄理意趣与点子竞争的混合、“坏画癖”与崇高欲的逆反、作者主观意念与外界接受效应的抵牾、“展示对象自身”与政治概念“图解”的杂糅、主张理性却又具有浓厚的非理性、反叛社会体制同时又忠顺于商业社会……种种事实存在足以证明，作为将无意识潜本文掩隐在色彩斑斓的“画布”背后的抽象、简约而多义的修辞话语形态，中国观念艺术委实是一种“寓言艺术”，它浓缩了所谓“本土当代艺术”建构的最大真理，同时也承载着这一反讽式建构本身所天然蕴藏的最大谎言。因此，为了与研究对象的“寓言”特性相匹配，本书特遣以“修辞阐释”法为切入点，侧重性地分出三个部分来对中国当代观念艺术这一新事物进行学理上的梳理和探讨：（1）第一部分“本文：作为修辞的艺术语言”，主要从形式语言、修辞语言和审美语言三方面描述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整体修辞”与艺术语言的“升华”;（2）第二部分“互文：交往与效应语境中的修辞变现”，重点以与西方（观念）话语、传统（水墨）话语和现实（商业）话语的三重对话呈现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在文化交流语境中意义的“生效”或“失效”;（3）第三部分“衍文：修辞言说的历史绵延之维”，则集中对中国当代观念艺术之本文、互文所衍生的美学与艺术史哲学问题给予“出乎其外”或历史宏观的“和合”观照。在梳理和探讨的具体展开过程中，本书力图贯穿整体归纳与个案解读相结合、文本分析和文化考量相结合、逻辑递进与历史规约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三个部分分别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写成，章节间既相对独立同时又相互倚赖，理论概括并深化着分析，分析充实并质疑着理论。在笔者看来，隐藏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莫过于艺术家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艺术家的问题视野里，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中国当代艺术大抵进入一种无“命”可“革”而徒有搏斗之势的“无物之阵”，先前的意识形态禁锢与艺术形制的压迫力不复存在，当下的政治假想敌与需要启蒙的受众对象似乎又不甚明确，有的只是一个人与物、精神与现实彼此割裂的废墟世界。而在作为研究者的笔者的问题视野中，中国观念艺术的实践者们在善意地“拿来”西学资源、企图以全新的“观念性”为本土当代艺术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其往往显得格外急功近利、忽视面对中国问题发言的可贵的“文化针对性”，于是乎，“有思想”很容易蜕变为“概念图解”与点子竞争，追求“自我身份的认同”则往往沦落为“观念强迫症”的唯一注脚。在此意义上，笔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在客观上，缺乏像西方那样的艺术史逻辑的中国观念艺术，其在本质上是“无根”的，其之于“本土当代艺术”建构的贡献微乎其微，而它全部的价值或许仅仅在“讽喻”或“寓言”的意义上，那就是站在检讨与反思中国当代艺术的角度上，其具有某种反向性的启迪价值。“寓言”终有衰朽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汲取了形式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精髓，进而形成具有一定原创性的“修辞阐释”的方法。该方法的创新特点具体呈现为：（1）立足于艺术语言这一基本视角，在以整体、动态眼光看待“作为修辞（旨在传达知识、价值和信仰等）的艺术语言”的基础上，将中国观念艺术语言具体离析出相对独立同时又逐步升华的三个层次：形式语言（客）、修辞语言（主）和审美语言（合）。（2）本文修辞（狭义措辞术）与互文修辞（广义政治学）相结合，从相对封闭、静态的作品修辞术学到绝对开放、动态的意识形态文化诗学，在与西方（观念）话语、传统（水墨）话语和现实（商业）话语的三方对话中，现实地考量中国观念艺术话语的“生效”或“失效”。（3）以对研究对象的稠密分析为依托，最终建立起一种自然融美学与意识形态于一体，具体含本文、互文、衍文三级阐释的动态修辞批评话语，该话语或许能最大限度地拓展当代艺术批评的理论张力。本书的学术价值可以从以上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概述中总结得出：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潮性的艺术文化现象，中国当代观念艺术浓缩了若干美学与艺术界一直都在探索、争鸣的重大理论问题，譬如艺术的本质根性究竟是什么？艺术与观念，或者说诗性与哲性可以在艺术中和平共居吗？感性和理性对艺术家而言究竟谁更重要？今日艺术是否真的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自身的终结？……因此，“中国当代观念艺术”显然不仅是一个个案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足以以小见大、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理论课题，其涉及如何重审艺术自身以及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宗教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美学与艺术史哲学问题，值得继续深入地探讨下去。另一方面，本书突出从“艺术语言”这一本体角度切入，同时与之匹配地采取“修辞阐释”的批评方法，从而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一种不仅对观念艺术，更对中国当前整个艺术文化领域拥有充分说服力的动态批评话语，这无疑对推进艺术学的本体研究以及寻求当代艺术批评的普适性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简介： 近年来，一些研究佛教美学的学者，以及一些研究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学者，已经将目光转向佛教——特别是禅学——同书画之间的关系上，试图从佛教哲学的角度对书画艺术在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变予以思想上的澄清。这种努力是值得提倡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即在谈起禅对书画艺术的影响时，由于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禅、什么是禅宗、什么是禅宗之禅、禅与禅宗以及禅宗之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因此在具体论述时不免望文生义，想当然地归纳出二者之间的诸多关系。一般说来，禅是一种宗教修持的方式，为古印度各教派所普遍采用。在佛教中，禅亦居“三学”和“六度”之一，由于其地位重要，所以说无“禅”不成修，无“禅”不成其为佛教。在中国先秦道家、儒家等各家思想中，亦有许多类禅的观念，这便是禅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的原因。相对来说，禅宗则是一种社会运动，是中国特定历史的产物，是对佛教——包括禅在内的全面革新，具有社会活动的性质。而禅宗的“禅”则是经过禅宗的洗礼，实现了一种革命性变革，从而成为一种人生体验和主观意境。当然，这种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注以庄、老的灵魂。因此，后世的禅，不仅有它的印度源头，更有它的中国之根。就动态发展的过程而言，禅学实际上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人们基本上已经公认，禅是儒、释、道合流的产物，特别是佛学中道思想和道家的结合。冯友兰先生就此指出：“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2693542冯氏将禅宗和法相唯识宗作一比较，认为前者是“中国的佛学”，即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而后者被称作“在中国的佛学”，因为它只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影响所及只限于少数人和短暂的时期，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对中国的精神发展没有起什么作用。

简介： 罗斌由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邓小娟教授主编的《西北民间舞蹈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以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主的文集，使得我眼前一亮。我也曾多次前往甘肃，进行调研、参与艺术采风，但对于身处丝绸之路要道上的这所百年学府的高等舞蹈学科并不熟知，当我翻看本文集各篇论文的题目、章节以及详细内容时，我的心怦然跳动，以人类学的视野，对民间舞蹈的挖掘整理与文化解读正是我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是我对高校民间舞蹈文化研究领域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殷切期望。欣慰之余，我想应该对扎根在甘肃贫瘠而又广袤的土地上，从事高等舞蹈专业教育的一群师生有所表达。首先，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值得肯定的，是有价值的。西北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既是中国经济和能源的战略要地，又是民间舞蹈艺术的天然宝库。人民不同的生活劳作方式、多民族的宗教信仰习俗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交融与共进，构成了丰富多样且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格局及农牧并举的社会生活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民族民间舞蹈已经消失在时空里，有些在古代西北各民族的迁徙中相互融合，有些则依然深深地根植在民间。民族民间舞蹈的意义和价值正是通过代代沉积的习惯、信念和风俗仪式以鲜活的肢体形象渗透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守望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的师生身处西北，他们能够正视民间舞蹈的生态特色和内质，树立舞蹈生态系统的多维审视，运用舞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民间，深入民间舞蹈的文化场域，向民间艺人学习，通过观察、访谈、记录、描述、分析与解释，他们既感受到了民间舞蹈的鲜活与灵动，又以科学的视角与方法对民间舞蹈的“活态样式”进行了文化解读，使之成为共享资源，呈现当代。在民间舞蹈的生态性面临商业化经营和输出的今天，民间舞蹈的乡土文化即将失去其原真性，而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的师生们以“舞蹈文化人”的名义，浪漫而坚韧地表达着对大西北民间舞蹈艺术的执着与信仰，他们的举动，是对于民族民间舞蹈“价值”及“秩序”的坚持，这种匡正文化的态度，彰显了一群人的心智和灵性。其次，西北师范大学对于舞蹈人才培养的定位是准确的，对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具有一定规格和标准。大学的重要使命是人才培养，以高等教育科学、艺术科学为基础，根据现有学生的实际情况，注重舞蹈艺术人才内涵式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篇论文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符合学术规范的科学要求，又能够从实际出发尊重研究对象的自身规律与特征。既有较为丰富的文献，又有扎实的案头工作，对于建设与发展仅几年的舞蹈硕士研究生教育而言，学校的办学理念，人才的培养方向以及学生的理论与方法论训练水平，都是值得更多院校学习的。希望他们恪守高等舞蹈人才对于学术研究精神的追求，扎根西北，为中国的民间舞蹈文化研究助力。当然，西北师范大学舞蹈学科建设的十多年中，不断追寻本土文化品格，建立西北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与舞蹈教育的研究梯队，以此搭建全国舞蹈文化资源的共享平台，此举措是立足西北，展望未来的中国高等舞蹈教育的梦想。伴随国民与日俱增的精神文化追求，我们寄希望于西北师范大学的高等舞蹈专业教育，在肩负培养高层次舞蹈艺术人才历史使命的同时，能够以身体文明为先导，引领民众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繁荣西北的文化事业，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真诚地祝福这所高校，祝福这群游走在西北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中的师生，希望在未来能构建属于自身的“区域舞蹈文化”研究体系，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简介： 巫术与艺术的关系，是多门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书在与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积极对话的基础上，在多学科互动的视角下，探索回应这一问题的新路径，提出了“巫术焦虑与艺术治疗”的理论假设。以此理论假设为前提，本书研究了巫术焦虑的社会属性与仪式属性，然后在巫者与信众的交互关系中，讨论了出神、积极想象、艺术构建、移情等话题。

简介： 本书运用民俗学田野作业，通过三年跟傩之后，对石邮傩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首先，在全文构思方面，作者以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为引领，统观全文，使文章在逻辑性解读石邮傩文化内涵的同时始终保持相当的哲理高度。其次，作者通过具体而微的田野体认，以当地民众的感受对石邮傩进行了“在”的呈现。再次，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碁础上，作者对吴氏宗族与石邮傩进行了宗族与历史、象征与现实、信仰与目标、生活经验与宗族集体意识的整体研究，揭示了吴氏宗族对石邮傩所赋予的深厚文化内涵。总之，这种对傩文化中特殊傩品的整体研究将为傩文化的研究提供多向度的张力。

简介：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数字化成为人类生存的“新常态”。在全球性和地方性相交互构的张力之网中，社会成为“虚拟的现实”，对“现代性”的过分盲目追求，对“想象的共同体”的绝对化和实质化，使文化多样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严重挑战，世界进入了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时代。风险的世界性时刻，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界限，使人们不分彼此、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地一起卷入其中。人类社会之所以进入了当前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万象共生、万物相联”的道理，古人讲的“形”“气”“神”被分割开来，形枯，气竭，神衰。唐代高僧法藏大师在给武则天讲《华严经》时曾用“千灯交映”的生动实例说明万物关联之道。如果用我们今天常用的学术话语来诠释，其实就是“生态”二字所表达的精义。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理论思考的范式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型。如果说冷战时期是“主义”占主导，改革开放时期是经济占主导，那么，现在和将来必然是生态和美德占主导。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人富了之后要追求文艺，中国要从科技兴国转向文艺兴国。文艺的本质是韵律，韵律就是生态，生态就是“千灯交映”。如果我们能够与山水自然，与动物植物，与万物万象，会盟结拜，交换“库拉”，让尊严、声誉、友谊和高贵在人间流动，在人类和自然之间流动，在家庭和邻里之间流动，在各民族和族群之间流动，四海之内互为环境，民族和睦共生、人与环境永续友好就会成为真切的现实。正是基于上述这样的认识，也基于我们与贵州学术界长期密切合作的机缘，我们有幸在以“生态立省”、山青水秀、生物多样性资源和文化多样性资源都十分富集的贵州建立了一个能够更加贴近田野、更便于接通地气的人类学研究平台。2012年11月，在贵州师范学院领导的盛情邀请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由贵州省政府领导揭牌，在贵州师范学院乌当校区正式成立。贵州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地省份，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是世界山地文明的重要代表，在山地民族研究方面的资源基础非常雄厚。为了突出这样的本土资源特色和优势，在研究院成立伊始，我们就率先举起了中国山地民族研究的大旗，创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致力于山地民族与文化研究的学术平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创办了专门探讨山地文明的学术刊物——《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3年11月，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通过贵州省教育厅组织的严格评审，被批准为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无论是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还是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我们的初衷都是要通过平台的协同作用，广泛团结各方学术力量，动员诸多领域在学术上共同“致富”，建设敢为人先的创新共同体、协商中和的智慧共同体、形气神三通的生态共同体、美美与共的美德共同体。只有凭借这样的共同体及其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在认知、学术和思想上重新把“形”“气”“神”勾连起来，让天地之气重新相接，使我们的世界观能够更好地认知和反映万物相联、万象共生的和谐秩序格局。两年多以来，我们始终秉持“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突出“本土化、国际化、跨学科”的学术特色，坚持“根植于贵州，生长于西南，结果于亚洲，收获于国际”的远景目标。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我们组编的“贵州师范学院人类学文库”首批著作终于要和广大学术同道见面了。这套文库在努力突出山地民族文化研究这一特色优势的同时，也兼顾了其他前沿领域的人类学研究。由于学术团队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各位作者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这批著作体现了“美美与共”的跨学科合作精神。希望这批成果呈现给我们的知识能够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国这个多民族超级共同体的本体认知，能够有利于寻求和建立各民族间的“重叠共识”，能够对重构一个“千灯交映，光光交彻”的生态的世界观有所裨益。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2013年12月1日

简介： 本书为作者专论中国书法文化的论文选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墨舞之中见精神》，到近期发表的《论书法文化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关联特征及功能意义》，主要探讨了文人尤其是作家文人与中国书法文化的持续而又复杂的关系。能够力求贯通古今，继往开来，既注重宏观考察，也致力于个案分析，提出了较多颇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对中国书法文化研究尤其是作家文人与书法化关联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