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起空前大一统帝国,历时260余年,清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既有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边思想大成的一面,又有根据时代需要和自身民族特点创新发展的一面,颇具特色,且自成体系｡

清朝的治边思想

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基本内容,以下三方面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传统的“华夷”观进行创新和发展｡在儒家典籍中,往往强调华夷有别｡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之也｡”其意是说,诸夏无君都比夷狄有君强｡至于“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更是中原地区汉族封建统治者所极力强调的｡这种华夷有别的思想,对汉族封建统治者产生很大影响,往往成为他们治国方略的重要依据｡但是,华夷有别的思想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在儒家学说中,也还有强调华夷相通､以华变夷的思想｡孔子作《春秋》,主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往往在政治上反对严华夷之别｡清朝由满洲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就反对严华夷之别｡雍正皇帝曾说:“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可损于圣德乎?”乾隆皇帝在对大臣的奏疏批示中也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今乌灵阿奏折,犹以夷汉二字分别名色,可见伊等全未留心”,“若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清朝统治者创新之处,一是要求各民族承认满洲贵族建立清王朝为正统,二是为了实现以人口数量处于明显劣势的满洲统治者能控制内地人口数量处于优势的广大汉族,清朝统治者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十分重视联合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上层,首先是蒙古上层贵族,把边疆政策的制定,并在推行中不断完善,作为基本国策的一部分｡这在实践上,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大一统有积极意义｡

第二，从“中外一体”(指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的认识出发,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对此,雍正皇帝有很好的阐述:“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绥服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夷华而有异心｡”他还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第三，坚持“恩威并施”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治理原则｡前者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惯用的统治方针,清朝统治者亦奉行不替;后者在唐朝推行的羁縻政策中虽已初见端倪,但清朝突出强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使“因俗而治”方针在清代特别在清代前期取得了较好的统治效果｡如清代学者李兆洛指出,由于清朝政府奉行了“因俗而治”的方针,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根据大一统国家总体安全目的出发有所改变和发展｡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是明显例证｡康熙末年,西南边疆地区土司､土官拥兵割据､横行不法日趋严重,严重阻碍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此时清朝并未因袭传统而保留其原存土司制度,而是逐步进行改土归流,特别于雍正初年,雍正皇帝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广大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措施｡清政府在推行这一措施进程中,虽然在平定土司叛乱的军事行动中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清政府边疆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措施是清代统治者治边思想､方针的具体化,涉及行政､军事､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完备而周密｡在实际运作中,是以行政管辖体制的改进完善为中心环节,与其他措施相辅相成,把提高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加强有效行政管理,维护国家疆土有机结合｡其突出成效是把边疆与内地的整体联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疆域大一统进入政治大一统,并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了持续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

清朝的边疆管理举措

清朝政府对于边疆管理的举措其内容要点如下｡

第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进和完善｡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兼管中外交涉事宜,为使管理规范化,制定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俗而治,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制,而不强求划一｡如东北三省为将军制下的州县､八旗并存制;内外蒙古为盟旗制;新疆为将军辖下的伯克､州县､札萨克制;西藏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酌情保留土司制;台湾为隶属福建的府州县制;等等｡

第二，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笼络安抚首重蒙古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并取得了有利于清政府统治的政治效果｡

第三，从治国需要出发决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对于维护自身统治有益的宗教,大力加以扶植;对于那些于政权稳固不至于造成直接威胁的宗教,采取不干涉其信仰的相对宽容的政策;对于凡是认为于巩固统治或保持疆土不利的宗教或教派,则予以取缔,严厉打击｡在具体做法上则是:坚持宗教不能干预皇权,限制宗教的世俗权力;坚持以法治教,同样实施众建以分其势的方针等等｡

总之,从明清之际我国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总趋势看,清代前期的边疆政策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势｡因而在客观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当然,清政府作为封建政权,其边疆政策实质是从维护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封建国家以及各民族上层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的局限性｡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败,边疆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加深｡当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中国大门时,清政府的边疆政策仍是墨守成规,它的破产的结局便不可避免的了｡

《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

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

马大正 主编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ISBN：9787520383066

内容简介：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底定边疆”，形成了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达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达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域，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重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所要面对并解答的问题。本书以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分述不同陆疆区域和海疆的演进历程，释其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论其治边政策和治边思想，以更集中地呈现清代以降中国边疆治理历程。回顾和反思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马大正 

1938年生于上海。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著有《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大正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新疆史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国边疆治理通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马大正著作推荐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 

马大正 著

ISBN：9787520350938

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硕的积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艰辛而又辉煌的演进历程，至今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诸学科中的一门显学。《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学术研究史的视野回顾了7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前进的足迹，总结学科的成就和价值，展望学科发展的大势。全书分四篇、十八章。绪论两章，概述统一多民族中国与中国边疆，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综论四章，从纵的方向阐述中国边疆研究70年演进历程，并兼论了20世纪下半叶台湾地区边政研究的持续与嬗变；分论九章，专题综述了7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九个研究重点的研究成果，以期使读者能从纵的（综）和横的（分）两个视角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一个总体了解；展论三章，着重评述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突破性发展，阐述中国边疆学构筑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大趋势，并将成为中国边疆研究新腾飞的起点。《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力图达到如下三个目标，即：尽可能多地提供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信息；尽可能描述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和趋势；试述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思考和当代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 

马大正 著

ISBN：9787516175538

书中提供了大量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信息，并适时给予评介。作者详细而准确地描述了6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和趋势，也介绍和论述了学界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思考及当代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可以说本书在手，百年中国边疆研究、探索全貌就可稔熟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