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和丝绸之路

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征服叙利亚地区，与丝绸之路直接对接。罗马帝国建立后，奥古斯都奉行相对和平、宽容的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契机。罗马帝国不间断地维护和建设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的商道和军站，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和交通便利。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的对峙，也使丝绸之路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公元初两个半世纪，是东地中海地区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罗马帝国控制了重要商业城市巴尔米拉。2世纪初，罗马帝国吞并了纳巴泰王国，建立了阿拉伯行省。罗马帝国对丝绸之路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大，掌握了更多的商路系统，设置了更完备的军事防卫部署，为罗马帝国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力保障。

诚然，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的战争会破坏丝绸之路的通行，但是商贸并不会由于战争而衰败。东地中海地区丝绸之路商路分支繁多、商业网络复杂，决定了即使在战争时期，丝路贸易也能够继续进行。帕提亚横亘于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与中亚之间，使罗马帝国的商人很难越过帕提亚的国境、直接与中亚、东方进行贸易。但是，作为丝路中介，帕提亚需要通过过境贸易获利，因此并未阻断丝路贸易，只不过力图垄断丝路贸易而已。它在海上和印度、罗马“交市”，就说明了这种贸易对它还是有利可图。通过帕提亚的中介，东西方商品得以流通和交换。罗马帝国与帕提亚签订的一些和约，规定了两国边境的贸易交换市场，在某种意义上为罗马帝国与东方的贸易提供了保障。同时，亦有西方商人跨过帕提亚，远至中亚或中国西域地区进行商业活动。

拜占庭帝国早期，加强了对丝绸贸易和国内丝绸业的控制，丝绸业逐渐发展成为较为系统的行业。由于萨珊波斯的兴起及威胁，拜占庭帝国国力有所下降，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上更多地受到萨珊波斯的掣肘。双方战争频发，限于国力，拜占庭帝国采取保守策略，通过与萨珊波斯签订和约，规定丝绸等商品的边境交易市场，保证国内丝绸的供应。6世纪，西突厥兴起，对萨珊波斯造成了严重威胁。拜占庭帝国借助粟特人的帮助，与西突厥王室建立了外交关系，来自东方的商品越来越多地通过里海—黑海一线的北方商路到达拜占庭帝国境内。6世纪中后期，中国的蚕种和制丝工艺也最终传入拜占庭帝国。从此，拜占庭帝国具备了生产丝绸的工艺，这也是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掌握中国丝绸的制造技术。

叙利亚地区的城市是丝绸之路西段贸易的集散地和交易场所。各条商道由诸多商业城市串联而成，其中重要的丝路城市有巴尔米拉、埃德萨、安条克等。

罗马帝国对埃及的占领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罗马的海权扩大至红海及印度洋部分地区，帝国具备了同东方进行海上贸易的地理优势。罗马帝国初期，大力发展埃及红海沿岸港口，建设红海港口与尼罗河河港的陆上商道，疏通尼罗河交通，继续将亚历山大里亚作为中心商贸城市进行建设。从意大利本土经地中海至亚历山大里亚，再经尼罗河、埃及东部沙漠商道至红海港口，再由红海港口同阿拉伯地区、印度等地，一系列的商业城市、港口共同组成了罗马帝国与东方的海上贸易网络。印度直航的贸易船只的数量和规模随之扩大。印度的香料等商品通过海路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丰富了帝国的商品市场。罗马帝国的玻璃、珊瑚、钱币及造型艺术等诸多商品、工艺也传入印度，对印度的物质生活与艺术等多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罗马帝国同阿拉伯地区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一方面，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地区进行贸易，阿拉伯地区的乳香、没药通过海路进入罗马帝国；另一方面，阿拉伯南部地区的政权也是罗马帝国发展红海、印度洋贸易最大的竞争对手。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和阿拉伯南部地区的竞争，罗马帝国始终没有完全控制印度洋商路。

最后，中国和罗马帝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它们使丝绸之路东西贯通成为可能。然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和人们对彼此认知的匮乏，鲜见双方的直接交往。但这并不能否定双方间接或直接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双方的商人或使节也都曾有直接到达对方国家的尝试，虽然这些尝试都没有使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陆路上看，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通过贵霜和帕提亚等国家的中介，传送至罗马帝国境内。从海路上看，罗马帝国与印度的海上直航、中国与印度的海上交往，奠定了以印度为中转地，中国与罗马为东西两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基础。

通过丝绸之路，罗马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互动。双方既有经济、贸易和物产上的交流，又有观念、艺术、宗教等多维度的融合。丝绸之路对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尤为显著，为罗马帝国市场供应了丝绸、香料等东方的货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罗马帝国商业和贸易的繁荣。罗马帝国对东方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物质文化和西方古典艺术的传播，犍陀罗佛教艺术当中有罗马的因素。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丝路古国文明研究”最终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前期研究成果

《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

杨巨平 主编

ISBN：9787520384841

2021年6月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世界的形成，使东地中海与印度河之间的广袤区域连为一体，为未来丝绸之路西线的全面开通与拓展奠定了基础。张骞通西域，使中原华夏文明与帕米尔以西各国文明的接触和交流变为现实。从黄河到地中海，丝路绵延数万里，从两汉到隋唐，丝路沿线及其辐射的地区、国家、民族几经变迁沉浮。但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帕提亚（安息）、贵霜、罗马（大秦）、萨珊波斯、粟特以及草原游牧帝国。它们都曾经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都为欧亚大陆诸文明的交流和发展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同时，它们也是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受益者。正是通过丝绸之路，它们不仅扩大了与周边文明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和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谓“四万里外”，“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就是这种中外文明交往盛况的真实写照。这种联系的结果就是物质文化的相互补充和精神文化的相互交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佛教的东传和丝绸的西渐，前者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后者成为罗马帝国上流社会的时尚。西域的其他的宗教如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罗马帝国的聂斯托利教，甚至后来的伊斯兰教也都是通过丝路进入中国的。罗马帝国对东方香料、丝绸的巨大需求，与安息、印度“交市于海中”又推动了从地中海到中国南海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连通与对接。因此，古代诸文明因丝路而发展，依丝路而兴衰，丝路沿线各国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今天的 " 一带一路 " 构想不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提出并实施的吗？

作者简介

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丝绸之路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CHS）和德国考古研究院（DAI）客座研究员（Joint fellowship，2013－2014）。

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古代史、希腊化文明、丝绸之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曾应邀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希腊、捷克、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韩国等地的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合作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Ancient West and East, Iran and the Caucasus, Anabasis--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 CHS Research Bulletin, The Silk Road, Talanta: Proceedings of the Dutch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等中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期的历史与文化》、《剑桥古代史》第7卷第1分册等专著和译作多部。

《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

ISBN：9787520317498

       希腊化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基本与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与当地民族的互动程度相一致。多元、统一是其基本特征。它与希腊古典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希腊人与被统治民族共存之地的文化，是以希腊人为创造者主体、希腊文化形式为基本载体，同时吸收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等文化因素之后形成的混合文化。它可能只是流行于希腊化世界上层的精英文化，但它的影响还是会通过钱币、宗教和政治统治的触角伸向广大的社会下层。就欧亚大陆文明间的沟通而言，它承前启后，可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